导读：在消费维权领域，“知假买假”并主张惩罚性赔偿的行为一直存在争议。支持者认为，此举有助于打击假冒伪劣，维护市场秩序；反对者则认为，部分行为人购买商品并非为了生活消费需要，而是利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牟取不当利益，大量占用行政、司法资源。吉林省某法院在一起行政诉讼案件中，对“知假买假”、短期内多地大量购买同类商品、格式化投诉举报并索要惩罚性赔偿的行为作出了定性：此类行为已脱离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的范围，可以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投诉举报行为，其提起的行政诉讼不具有应保护的正当利益，应予驳回。

1、案情概要：外地游客在延边多地大量购买中药材，四天内提交7份投诉举报

2025年8月6日至7日，张某（辽宁营口人）在吉林省延边州的安图、敦化、延吉、龙井、和龙等地的多家药店，大量购买明党参、通草等中药材，共计花费3464.25元。在安图县某药店购买时，张某的朋友全程拍摄购物过程，并特意对标有“小通草”的包装袋进行特写拍摄，明知是“小通草”而购买。

2025年8月10日，张某同时向上述五个县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了7份投诉举报书，内容呈现格式化、模板化，均要求：对投诉进行调解、查处被举报药店违法行为、给予举报奖励。其中，对于在安图县某药店的消费，张某要求按整方529.50元“退一赔十”。

安图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经调查认为，药店存在“擅自代用药品”（将小通草当作通草、将明党参当作党参）的违法行为，但因初次违法且已当场改正，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作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并告知张某可退货退款。张某不同意退货，坚持要求惩罚性赔偿。张某随后申请行政复议，复议维持后，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张某从2023年3月至今共有20件诉讼案件，其中行政诉讼16件，大部分为不履行法定职责及行政复议案件。其在延边州逗留期间，于两天内在5个县市的多家药店大量购买同类中药材，并同时向多地市监局投诉举报。

2、争议焦点：张某的行为是否属于应受保护的消费者权益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张某“知假买假”、多地大量购买、格式化投诉举报并索要惩罚性赔偿的行为，是否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的“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商品”的消费者合法权益？其提起行政诉讼是否具有应保护的正当利益？

张某认为，药店在销售过程中口头宣称“明党参就是党参”“小通草就是通草”，构成“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属于销售假药，应依法查处并给予惩罚性赔偿。

安图县市监局认为，药店的行为属于“擅自代用”，并非故意冒充，且已当场整改，初次违法不予立案合法。张某并非真正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其目的是获取举报奖励和惩罚性赔偿。

3、裁判要旨：超出合理消费需要、知假买假、格式化举报，构成谋取不正当利益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的起诉不具有应保护的正当利益，应予以驳回。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张某的行为不符合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商品的特征。《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投诉是指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与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请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解决该争议的行为。本案中，张某在两天内，跨多个县市的多家药店大量购买同类中药材（明党参、通草），花费数千元，远超正常个人消费需求。其在安图县某药店购买时全程拍摄，特写标有“小通草”的包装，明知是“小通草”而购买，事后却以“小通草冒充通草”为由索赔，明显属于“知假买假”，购买目的不纯，不符合消费者的日常消费习惯，也超出了合理生活消费需要。

第二，张某的行为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投诉举报行为。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吉林省依法处置谋取不正当利益投诉举报行为的指导意见（试行）》明确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投诉举报行为是指不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假借消费维权、打击假冒伪劣等名义，以牟取不正当利益为主要目的，以“知假买假”、“即买即退”等为手段，滥用投诉、举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信访等权利，索取惩罚性赔偿，严重破坏营商环境的行为。同一投诉举报人超出合理生活消费需要，对同类经营者的同一种商品一个月内投诉3件以上（含3件）并索取惩罚性赔偿；超出合理生活需要，对同类商品或服务进行频繁、大量投诉举报，投诉举报内容呈现格式化、模板化、团伙化，向经营者索要财物的，可以作为认定谋取不正当利益投诉举报行为的重要参考因素。

本案中，张某在延边州逗留期间，于2025年8月6日、7日在安图、敦化、延吉、龙井、和龙等地的药店大量购买同类中药材，事后在8月10日向上述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共提交7份投诉举报书，投诉举报书呈现格式化、模版化。当某药店提出退货退款时，张某不同意，要求按整方退一赔十，明显是利用投诉举报欲索取惩罚性赔偿，且投诉时均要求举报奖励。其行为已脱离应保护的消费者合法权益范围，可以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投诉举报行为。

第三，张某提起行政诉讼不具有应保护的正当利益，造成行政及司法资源浪费。张某在购买中药材的第4天同时向延边州多个县市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对处理结果申请行政复议，继而提起行政诉讼，其行为已不具有保护财产权需要的正当目的性，并非要救济受损的合法权益，造成行政及司法资源的浪费，不值得鼓励。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张某的起诉。

4、法律分析：消费维权与滥用权利的边界

第一，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初衷是保护“为生活消费需要”的消费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弱势的消费者，但这种保护是以“消费者”身份为前提的。何为“消费者”？其核心特征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如果一个人购买商品不是为了生活消费，而是为了索赔牟利，其身份就发生了异化，不再是法律意义上的消费者。

第二，“知假买假”并非当然违法，但超出合理消费需要则构成滥用。最高人民法院早在（2019）最高法民申508号等案件中即表明，普通商品的“知假买假”不宜支持惩罚性赔偿；而对于食品药品领域，虽未明确否定“知假买假”的起诉资格，但也强调不得超出合理生活消费需要。本案中，张某在两天内跨五地市购买大量同类中药材，远超个人合理消费量，属于典型的“职业打假”行为。

第三，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目的是激励维权，而非制造讼累。《食品安全法》等法律设立惩罚性赔偿，是为了鼓励消费者积极维权，打击违法经营者。但如果行为人以索赔为职业，大量、格式化地投诉举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不仅不能真正改善市场秩序，反而大量消耗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甚至可能滋生敲诈勒索。对此，行政机关和法院有权依法予以规制。

第四，地方指导意见明确“谋取不正当利益投诉举报行为”的认定标准。吉林省出台的指导意见，为基层执法和司法提供了可操作的判断标准：超出合理生活消费需要、格式化投诉、索要惩罚性赔偿等，可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该文件虽为规范性文件，但对法院裁判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5、案件启示与实务建议

对消费者的启示：消费者维权应当基于真实的生活消费需要，保留消费凭证，依法合理主张权利。切勿抱有“知假买假、以打假牟利”的心态，更不要在短期内多地大量购买同类商品、格式化投诉举报，否则可能被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不仅无法获得惩罚性赔偿，还可能被驳回起诉，甚至承担其他法律责任。

对经营者的启示：经营者应当守法经营，规范进货渠道，准确标注商品信息，不得擅自代用、冒充。一旦遇到“职业打假人”，应积极配合调查，及时整改，保留证据。对于超出合理消费需要的索赔要求，可以提出抗辩。

对行政机关的启示：在处理投诉举报时，应当审查投诉人的真实目的。对于明显超出生活消费需要的“职业打假”行为，可以依据相关规定不予立案或终止调解，但需注意程序合法，避免程序瑕疵被诉。

对法院的启示：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通过全国法院办案办公平台查询原告的诉讼历史，审查其是否具有滥用诉权、恶意诉讼的情形。对于明显不符合消费者身份、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目的的起诉，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裁定驳回起诉，节约司法资源。

结语：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初衷是维护诚实信用的市场秩序，保护真正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商品的消费者。当行为人以“打假”为名，超出合理生活消费需要，大量、格式化地购买商品并索赔，其行为已脱离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的范围，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投诉举报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吉林省法院的裁判，既是对滥用权利行为的否定，也是对有限行政、司法资源的合理保护。消费者维权，应在法律和道德的框架内进行，不可背离制度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