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房消险现场，情绪激动之下喊出“土匪”二字，当场并未被追究。谁料一个多月后，社区工作人员突然报警，警方上门强制传唤，当事人被控制近24小时，事后确诊多根肋骨骨折、创伤性胸腔积液。一句情绪化的表达，真的构成“公然侮辱他人”吗？强制传唤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谁来审查？南京某区法院的一纸判决，给出了清晰的答案。

一场“危房消险”，一句失控的“土匪”

2024年7月某日，下午4时许，南京市某区。市住房保障和房产局、城管队员、公安民辅警、社区工作人员联合执法，对一处“危房”进行消险处置。

高女士是该处房屋的相关权利人。面对突如其来的联合执法，她的情绪逐渐激动起来。她举起手机一边拍摄现场，一边高声喊出：“土匪的xx，土匪！”

在场的民警立即追问：“你在说谁是土匪？”

高女士继续高声陈述：“谁断我的水谁就是土匪，谁打我谁就是土匪！”

民警提示她，这样说话涉嫌“公然侮辱他人”，希望她克制。但高女士仍在情绪支配下继续拍摄和陈述。

当日，执法活动结束后，高女士回到了家中。她以为，那一时的“口无遮拦”，最多就是被民警当场批评几句，事情就过去了。

然而，她错了。

一个多月后，“东窗事发”

2024年9月，距离那个炎热的下午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高女士几乎已经忘记了那句“土匪”带来的小插曲。

突然，社区工作人员冯某某向当地派出所报警。冯某某称，在7月份的那次联合执法中，高女士“边骂边拍摄视频”，事后其他人将她所拍的视频发布到了抖音平台上。

接到报警后，南京市公安局某分局下辖派出所迅速行动。当日，派出所即作出了6号《传唤证》。

次日下午，两名公安民警来到高女士家附近，对她进行书面传唤。

执法记录仪视频显示，高女士拒绝接受传唤。她不明白：“都过去一个多月了，当时都没事，怎么现在突然要抓我？”

两名民警随即对她采取了强制传唤措施，将高女士强行带至公安机关接受询问查证。

近24小时的“询问查证”，换来多根肋骨骨折

高女士被带至某分局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后，经历了漫长的询问查证。

她不知道自己要在这里待多久，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什么法。她只是反复解释，当时是一时情绪激动，并没有针对某个具体的人进行侮辱。

直到次日——将近24小时后，高女士才得以离开执法办案管理中心。

回到家中，高女士感到胸部持续疼痛不适。起初她以为只是被强制传唤时的皮肉伤，忍忍就过去了。但疼痛越来越剧烈，家人赶紧将她送往医院检查。

数日后，医院的诊断结果出来了，如同一记重锤：

左侧多根肋骨骨折、创伤性胸腔积液。

高女士和家人震惊了。一场因为“土匪”二字引发的传唤，竟然导致肋骨骨折？公安机关的强制传唤，怎么能把人弄成这样？

行政诉讼：强制传唤是否合法？

2025年9月，高女士在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王威律师小组的王威、何枫律师指导下，向江苏省南京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南京市公安局某分局的强制传唤行为违法。

庭审中，被告公安分局答辩称：

第一，事实清楚。 根据执法记录仪视频，高女士确有在联合执法现场高声陈述“土匪”等不当言语，已涉嫌“公然侮辱他人”。

第二，程序合法。 公安机关依法出具传唤证，因高女士拒绝接受传唤，依法采取强制传唤措施。询问查证时间因情况复杂、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依法可以延长至24小时。

第三，适用法律正确。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版本，但原法亦有类似规定）第50条，“公然侮辱他人”可处拘留或罚款。公安机关依法传唤调查，并无不当。

公安分局请求法院驳回高女士的起诉。

律师“亮剑”：强制传唤缺乏必要性和合理性

面对公安分局的“合法”辩护，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的王威、何枫律师并没有慌乱。他们在法庭上针锋相对地指出：

第一，“土匪”一说，是否构成“公然侮辱他人”，本身存疑。

两位律师指出，根据执法记录仪视频，高女士的表述是“土匪的xx，土匪”“谁断我的水谁就是土匪，谁打我谁就是土匪”。她的表述并未针对某个具体的、可识别的个人，而是对执法行为本身表达强烈不满。

“即便从普通公众的认知来看，将其行为认定为构成‘公然侮辱他人’，实属勉强。”律师在法庭上强调，“高女士是在情急之下，针对不特定对象作出的情绪化表述，这与故意捏造事实、侮辱特定个人的违法行为有本质区别。”

第二，事发一个多月后才报警，强制传唤的必要性“值得商榷”。

律师指出，事发当日，现场即有民警在场。如果高女士的行为真的涉嫌违法，当日完全可以当场处理——批评教育、警告，甚至当场传唤。但当日民警仅仅是提示她“不可如此”，并未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一个多月后，社区工作人员才报警。此时再立治安案件，强制传唤高女士，其必要性何在？”律师质问，“难道一个多月前的同一段视频，突然就变得‘严重’了？这不符合常理。”

第三，强制传唤导致肋骨骨折，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律师指出，高女士在被强制传唤过程中，被两名民警强行带离，最终导致左侧多根肋骨骨折、创伤性胸腔积液。即便高女士拒绝接受传唤，强制传唤的方式也应当符合比例原则，不能造成不必要的身体伤害。

“从‘土匪’二字，到24小时传唤，再到多根肋骨骨折，这个‘执法链条’明显失衡了。”律师总结道。

第四，最终未予行政处罚，反证强制传唤缺乏必要性。

律师特别强调，高女士被询问查证近24小时后，公安机关并未对她作出任何行政处罚——没有警告、没有罚款、没有拘留。案件不了了之。

“既然最终认定不构成需要处罚的违法行为，那么当初强制传唤的必要性在哪里？”律师指出，“这恰恰说明，公安机关对高女士采取强制传唤，是明显不当的。”

法院裁判：强制传唤行为违法！

2025年12月22日，江苏省南京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25）苏0192行初1290号《行政判决书》。

法院在判决书中，对本案的核心争议一一作出了回应：

关于“土匪”是否构成“公然侮辱他人”：

“虽然高xx的表述欠妥，但其系在情急之下针对不特定对象作出表述，即便从普通公众的认知来看，将其行为认定为构成公然侮辱他人，实属勉强。”

关于强制传唤的必要性：

“事发时现场即有民警在场，相关人员并未在案发时立即报警，而是在事发后一个多月才报警。被告在此时仍对此事立治安案件，其必要性亦值得商榷。”

关于强制传唤的合理性：

“被告在对高女士强制传唤后，并未进行后续的行政处罚，可进一步印证强制传唤缺乏实施的必要性。”

最终判决：

确认被告南京市公安局xx分局于2024年9月强制传唤原告高女士的行为违法。

法院同时指出，对行政行为的审查不仅限于合法性，还要覆盖合理性。本案中，被告的强制传唤行为明显不当，违反了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

律师深度解读：情绪表达≠违法，强制传唤≠必须受伤

案件胜诉后，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王威律师小组的王威、何枫律师对本案进行了深入解读。

问题一：高女士的“土匪”言论，到底违不违法？

何枫律师指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公然侮辱他人”的构成要件包括：公然、针对特定对象、具有侮辱性内容。

本案中，高女士的表述是“谁断我的水谁就是土匪，谁打我谁就是土匪”。她是在对执法行为表达不满，而非针对某个具体的、可识别的人（如“民警张三是个土匪”）。因此，从法律上严格认定，很难构成“公然侮辱他人”。

“当然，我们并不是鼓励老百姓在执法现场口无遮拦，”何枫律师表示，“高女士的表述确实‘欠妥’，但‘欠妥’不等于‘违法’。行政处罚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不能因为情绪激动就随意抓人。”

问题二：强制传唤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如何判断？

王威律师指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强制传唤的适用条件是：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人，经批准可以强制传唤。

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传唤本身必须是必要的。如果连传唤都没有必要，那么强制传唤就更站不住脚。

“本案中，事发一个多月后才报警，公安机关完全可以先通过电话通知、书面通知等方式再次传唤，而不是直接上门强制带人。”王威律师表示，“而且，高女士的行为即使构成违法，也是极其轻微的情节，批评教育足以达到目的，没有必要动用强制传唤，更没有必要导致肋骨骨折。”

问题三：本案对警民关系有何启示？

王威律师强调，和谐的警民关系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循比例原则——即执法手段的强度，应当与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相匹配。

“动不动就抓人，显然不是‘依法行政’语境下的应有之义。”王威律师指出，“本案中，如果公安机关在事发当日当场对高女士进行批评教育，或者事后通过温和的方式传唤询问，完全可以避免后续的‘24小时+肋骨骨折’的悲剧。这不仅是浪费行政资源，更是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侵害。”

问题四：老百姓在维权时应当注意什么？

何枫律师给出了三点建议：

第一，谨言慎行，控制情绪。 在征地拆迁、危房消险等执法现场，老百姓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情绪激动可以理解。但越是这种时候，越要管住自己的嘴。避免使用“土匪”“强盗”等明显带有侮辱性的词汇，以免被对方抓住“小辫子”。

第二，遇到强制传唤，保护好自己。 如果公安机关依法传唤，应当配合。但如果认为传唤不合法，可以在配合的同时，记住执法人员的警号、车辆牌号，全程录音录像，事后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权。不要暴力抗法，否则可能从“行政违法”升级为“刑事犯罪”。

第三，及时就医，固定证据。 本案中，高女士在被强制传唤后感到胸部疼痛，及时就医并拿到了诊断证明，这成为诉讼中的关键证据。如果在执法过程中受到身体伤害，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并保留所有病历、诊断证明、医疗费票据等。

结语：一句“土匪”的代价

从2024年7月的那声“土匪”，到2025年12月法院判决确认强制传唤违法——这场历时近一年半的法律拉锯战，终于画上了句号。

高女士赢了。法院认定公安机关的强制传唤行为违法。

但这场“胜利”的代价是沉重的：近24小时的失去自由，左侧多根肋骨骨折，创伤性胸腔积液，以及漫长的诉讼过程。

本案留给我们的思考，远不止于“土匪”二字是否构成违法。

它提醒所有执法者：在法治社会，任何强制措施都必须遵循必要性、合理性和比例原则。 不能因为当事人说了一句“欠妥”的话，就动用最严厉的强制手段。

它也提醒所有老百姓：维权要理性，表达要合法。 情绪化的“口嗨”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可能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至于“土匪”——无论是执法者还是被执法者，都不应该让这个词出现在法治社会的对话中。这应当成为本案带给各方的最大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