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情况下，面对纷繁复杂的法律规范，我们应如何取舍？不管是作为律师，还是法官，我们在拿到一个案件之后，究竟怎么去找法？如何寻找可以适用于具体案件的法律规范？这个是学习方法论必须要了解的一个重点问题。

找法要找大前提，什么是大前提？与案件事实具有对应性的包括了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的完全法条。在民事案件中，如何找法，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讨论。

1、准确把握找法的原则

（1）从民事法律规范中寻找裁判依据。

这也就是说，如果就是一般的民事案件的话，就要从民法里来寻找裁判规则，而不是从宪法中寻找裁判规范。应当看到，国外一些判例出现一种发展趋势，就是在判例中越来越重视宪法的可司法性，越来越注重援引宪法，但是在我们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很早就发布了一个司法解释，宪法不能作为裁判依据，所以，只能从民法里面去寻找。

同时，如果可以从民法中寻找到法律依据，则不宜从行政法规、规章中寻找。比如，山东冒名顶替上大学的“齐某某案”，当时在对这个案件讨论时，律师认为这个案子可以作为侵害姓名权的案件对待，仍然是一般的民事案件，援引《民法通则》第99条即可。但是后来把它提升到宪法层面，将其定性为侵害教育权，反而使问题复杂化。后来最高院作出了一个司法解释，将根据这个案件作出的司法解释废止了。

所以我们要重视从民法中寻找裁判依据。所有的宪法规定都可以通过民法转化为具体的裁判规则，法官要援引裁判依据，就可以从民法中寻找。

从民法中寻找裁判依据，应当如何寻找？律师认为应当从基本民事法律规范中寻找，比如，到商店买一个电器，结果电器质量不合格，造成财产人身的损害，受害人到法院起诉，这样的案件在实践中很多，但是我们看到的判决书所援引的法条是形形色色的，有的是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的引《产品质量法》，有的引《民法通则》，有的引《侵权责任法》，有的引《合同法》……各种裁判依据都有，有七八种之多。

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如果基本的裁判规范就不能统一，很难保障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可预期性。援引的法律规范不同，差距就很大。例如，援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很可能就会产生第49条规定的双倍赔偿问题等等。如果在援引的法条上就没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如何保障法律的统一性和一致性？所以，现在的很多案件同案不同判，原因就是援引的法律依据不一致。究竟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律师的观点认为，首先还是应当从基本的民事法律规范中寻找依据，如果基本的民事法律规范里面找不到裁判依据的时候，再从特别法中去寻找依据。基本的民事法制度在《立法法》中表述为“基本民事法律制度”，其内涵究竟是什么？

有人认为，基本民事法律就是调整基本的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这样解释仍然是很抽象的，律师的理解是，它是规范基本民事关系、并将成为我国未来民法典组成部分的规范。在有民法典的国家，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民法典所作出的规定就是基本民事法律规范。我们国家没有民法典，但是正在制定民法典。将要组成民法典的这些法律，主要是指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这些法律就是我们所说的基本民事法律，法官首先应当从这些规范中援引法律依据。

为什么首先要从基本的民事法律制度中寻找法律依据？首先，法律确定这些基本的民事法律制度，不仅仅是规范了基本的民事关系，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基本的民事裁判依据，所以法官只能从这些基本的民事法律规范里去寻找依据。其次，在部分法条之中已经规定了要依据基本的民事法律规范来进行裁判。比如，《侵权责任法》第2条明确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据本法承担民事责任”。

“依据本法”这四个字，包含了深刻的内涵。凡是涉及到侵权的这些案件，都应当援引《侵权责任法》。只有在其中找不到规定的时候，才能去援引其他的法律或者是行政法规。在《侵权责任法》颁行之前，援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规定来判案是合适的。但是，在《侵权责任法》颁行以后，应当依据《侵权责任法》来处理。《侵权责任法》针对医疗损害确定了非常详细的规则，当然要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

还应当注意到，基本的民事法律规范确立了请求权的基础。例如，合同法确立了合同请求权，物权法确立了物权请求权，侵权责任法确立了侵权请求权。而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并没有提供的基本的请求权基础，而且也不是专门用来提供请求权基础的，这个请求权基础就是在基本的民事法律制度里面规定的，所以这就是要从基本的民事法律制度里面去寻找法律依据的原因。

律师不赞成援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原因主要在于，侵权的请求权基础就是由《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就是应该援引《侵权责任法》。合同就是由《合同法》具体确定的，就是应该援引合同法，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在《侵权责任法》制定时，律师曾呼吁，在第2条中明确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据本法”承担责任。其中“应当依据本法”的说法，就是给法官一个提示：在出现了侵权案件时，不能盲目找法，而应当统一到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中来，从侵权责任法中寻找裁判依据。同样，对于合同纠纷，原则上也只能从《合同法》中寻找裁判依据。若不遵循严格的法源规则，找法便无法达成统一。更何况，我国的法条的很多规则很不一致。据此，若假冒伪劣造成损害，若是假冒的问题，则可适用《合同法》，若伪劣且造成其他财产损害，则应适用《侵权责任法》。

（2）所寻找的的法律依据，必须是包括了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的完全法条。

所谓“完全法条”，是相对于不完全法条而言的法律规定，包括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两个部分。例如，在前面提及的《侵权法》第6条第1款中，有构成要件：“过错”、“损害结果”、“因果关系”，所谓法律效果，就是指该条所规定的“承担侵权责任”。而不完全法条则不能引用其作为裁判的依据。

找法并不是泛泛地或随意地援引任何一个法条，而是应寻找确定一个完全的法条。只有这样才能确定有关事实是否满足法律的构成要件，并进而确定法律效果。当然，一个请求权基础的确定，可能要通过将数个规范结合在一起完成。例如，受害人遭受他人侵害，要求被告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对此，《侵权法》第6条1款中，只是停留在“侵权责任”这一效果上。而原告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其更为具体。对此，还要找到侵权责任法第22条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并与第6条第1款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构成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

一个完全法条，通常可以提供请求权基础，作为请求权根据。这是完全法条与不完全法条的重要区别。即，在完全法条中，通常包含了请求的依据。如《侵权法》第6条第1款中所包含的是侵权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如果在法条中看不出根据什么提出请求，则不能作为请求权基础。

（3）必须要寻找裁判规范。

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既可能是行为规范，也可能是裁判规范。所谓行为规范，是指调整对象指向受规范之人的行为，所谓裁判规范是调整对象指向法律上的裁判纠纷的人或裁判机关。大多数规范都既是行为规范，又是裁判规范，这两者是重合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这两者又是可以分开的。

在二者不一致的情况下，法官判案应该寻找的是裁判规范，如果仅仅是行为规范，特别是一种倡导性、宣示性、引导性的规范，其不能作为裁判依据。比如，《侵权责任法》第64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干扰医疗秩序，妨害医务人员工作、生活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这个完全是一个宣示性的条款，所以就不能援引该条规范而进行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