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当华某公司和宏某公司拖欠工程款时，他们或许只计算了本金的利息；当他们被诉至法院时，或许只担心工程款本身；当他们败诉后，看到判决书上赫然写着“承担律师费”时，才猛然意识到：违约的代价，远不止于此。最高院的一纸裁定，不仅守住了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血汗钱，更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不诚信者，终将为对方的维权成本买单。

这个案子，为我们揭开了一个重要问题的答案：在什么情况下，胜诉方的律师费可以由败诉方承担？

1、案情回顾：工程款纠纷背后的律师费之争

先来捋一捋这个案子的基本情况。

万某才给华某公司、宏某公司干工程，活儿干完了，工程也实际交付使用了，可对方就是拖着不给钱。万某才没办法，只能起诉到法院。官司打得很辛苦，一审、二审都赢了，法院判对方支付工程款，还支持了万某才为打官司支出的律师费和保全费。

华某公司和宏某公司不服，向最高院申请再审。他们的理由很直接：第一，工程根本没交付使用，凭什么给钱？第二，就算要给钱，律师费在合同里又没约定，凭什么让我们出？

最高院审查后，把这两个问题一一驳回。关于工程交付，法院查明：小区已经有物业公司进驻，部分房屋门口贴了装修公司标识，有的屋里已经挂上窗帘、摆上家具——这要是没交付，这些东西是怎么进去的？对方辩解说“挂窗帘是政府采购合同送的”，法院一查，政府采购送的是108副窗帘，可现场的情况明显不止于此，显然说不通。

至于律师费，最高院的回应更是直截了当：万某才因诉讼所发生的律师费和保全费属于确定发生的支出，既然工程已经实际交付使用，被告拒不支付工程款以致引发诉讼，被告就应当向原告支付其为维护合法权益所支出的费用。

2、核心法理：律师费承担的“过错原则”

这个案子的判决，揭示了一个重要的法律逻辑：在某些情况下，律师费的承担不取决于合同约定，而取决于对方的过错。

传统观念认为，律师费属于当事人自行选择的诉讼成本，谁请律师谁花钱，与对方无关。但司法实践早已突破这一观念。在侵权案件中，受害人维权的合理费用（包括律师费）通常可以纳入赔偿范围；在合同纠纷中，如果一方违约导致另一方不得不通过诉讼维权，违约方应当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损失，而律师费就是这种损失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高院在本案中的裁判逻辑正是如此：被告拒不支付工程款，导致原告不得不聘请律师、提起诉讼、申请保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些支出是“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所支出的费用”，是因被告的违约行为直接引发的损失。因此，被告应当承担。

这里的关键在于“因果关系”和“合理性”。律师费的产生必须与被告的违约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如果被告按时付款，原告就不用打官司，也就没有这笔支出。同时，律师费的数额必须在合理范围内——原告不能请个天价律师，然后把账单全甩给被告。本案中，法院认可了万某才支出的律师费和保全费，显然认为这些费用是合理且必要的。

3、实务启示：如何让律师费由对方承担？

这个案例给所有面临诉讼的当事人提了个醒：律师费由对方承担，不是天方夜谭，但需要满足一定条件。

第一，合同约定是“上上签”。最稳妥的方式，是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因一方违约导致另一方通过诉讼维权的，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因此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保全费、差旅费等）。”有了这条约定，法院支持律师费的底气就更足了。

第二，没有约定也有机会。如果合同没写，也不用绝望。像本案这样，如果能证明对方的违约行为是导致诉讼的直接原因，且律师费支出是维护权益的必要成本，法院同样可能支持。关键在于：你的违约证据要硬，律师费的合理性要说得清。

第三，保留好费用凭证。律师费发票、委托代理合同、付款记录，一样都不能少。这些是证明“确定发生支出”的基础证据。

第四，关注司法解释和地方法规。在一些特定领域，如知识产权侵权、环境公益诉讼、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法律或司法解释已经明确规定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在这些领域打官司，胜诉方主张律师费的底气就更足。

结语：万某才的故事，给所有讨债无门的债权人提了个醒：法律不仅保护你的“本金”，也保护你为要回“本金”而付出的合理成本。当被告的违约行为把你逼上法庭，逼你请律师、交保全费，这笔账，最终是可以算在对方头上的。

当然，这不是说可以随意花钱、全让对方买单。律师费的主张必须建立在“合理性”的基础上——合理的数额、合理的支出、与违约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法院的职责，是让胜诉方回到“假如没有违约”的状态，而不是让败诉方沦为“无限责任公司”。

回到开头的问题：官司打赢了，律师费能让对方出吗？答案是：如果能证明对方的过错导致你不得不打官司、支出的律师费合理必要，那么，这笔账，确实可以算在对方头上。正如本案所揭示的：违约的成本，不只是欠款本身，还有对方维权的一切合理花费。这，才是公平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