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刀行凶是越法治雷区，“连刺66刀”更是逾越了人性底线。而人大代表兼村支书的身份，更是为此事徒添了几分讽刺。

“连续66刀捅死同村村民”，光看这情节梗概，不少人就毛骨悚然：是怎样的残暴，才能这般同乡泄恨？是什么样的凶徒，才能这样杀人不眨眼？而答案更让人悚然：杀人者是个区人大代表，行凶原因只是因对方是“钉子户”、向拆迁方索要赔偿款过高。日前，一则内蒙古通辽科尔沁区人大代表徐庆屹杀人被判死缓的新闻，让无数人倍感震惊。

本该带头遵纪守法的代表，却因极为残忍的“连刺66刀”行径上了法治新闻，这番角色错乱令人惊诧：其背离基本法治信仰的故意杀人之举，代表的只能是凶残暴戾。如今他身陷囹圄、因之获刑，摒除量刑轻重的争议，这也算是咎由自取。

梳理这起凶案，其背景墙与导火索都耐人寻味。事件并未跳出“强拆”相关公共事件的常见演变逻辑——徐庆屹是当地“旧城改造”拆迁协助人员，而受害人则对拆迁补偿标准不满拒绝被拆屋征地的要求，结果徐认为其补偿要求是“天方夜谭、不切实际”，冲突激化，结果成了蓄谋的持刀行凶。

由拆迁纠纷带出凶案，这其中隔着太多的“本不必”，可悲剧最终未能幸免。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强拆易诱发悲剧的现实投射：近些年来，因某些地方政府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搞单方定价、罔顾拆迁程序，而被拆迁者又缺乏对补偿标准的抗辩机制等，旧城改造背景下的拆迁，引发了不少纠纷，而这起个案正是其极端化的呈现。

在该案中，徐庆屹是村一级基层组织中的“干部”，其本职应是代表村民处理本村公共事务，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而他作为人大代表，该履行之责也应是对强拆程序等的监督。可他却被推向与拆迁户对峙的“前线”，成了强拆的协助者，这也说明当地相关拆迁动员的“跑偏”。

而他将受害人视作不符合政策的“钉子户”，显露了其法治意识的薄弱，事实上，将钉子户视作“刁民”，也是有些强拆者惯有的病态认知。但是，这事发生在一个本该代表、反映“钉子户”利益诉求的人大代表身上，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人大代表本应代表其选区民众的利益，如今却向他的选民拔刀相向，这是一种怎样的现实悲剧。

无论如何，持刀行凶都是越法治雷区，“连刺66刀”更是逾越了人性底线，而人大代表的身份，更是为此事徒添了几分讽刺。作为基层人大代表，本该由基层民众选出，并代表基层民众利益，钉子户哪怕利益诉求再不合理，也不应该暴力对待。（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