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机关内部流程,能成为不履约的理由吗?

作者:https://www.bjzaiming.com/ 发布日期:2026-01-13浏览量:2

导读:在政企合作中,行政机关因内部审批繁琐、流程复杂而延迟甚至拒绝履行协议义务,是企业时常遇到的困境。当企业依约履行义务后,却因行政机关的“内部原因”无法兑现权益,司法将如何裁判?

1、案情回溯:一纸解除协议引发的退款拉锯战

(1)从合作到解约:政策变动下的协议终止

2020年,华宇矿业公司与当地国土资源管理局签订《探矿权出让合同》,支付500万元出让金后获得指定区域探矿权。然而,随着国家林地保护政策趋严,项目区域探矿活动受到实质限制。2022年,双方协商一致,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国土资源管理局在协议签订后60个工作日内退还全部出让金。

(2)争议焦点:当“内部流程”撞上“合同约定”

华宇矿业公司依约提交全部退款材料后,却迟迟未收到退款。国土资源管理局给出的理由是:退款需遵循“收缴退还同渠道”原则,内部财务审批流程复杂,导致延迟。企业方则认为,内部管理问题不能成为对抗合同明确约定的理由。双方对“同渠道”原则的理解分歧,以及由此引发的履约迟延,成为本案的核心争议。

2、司法审查:穿透行政外壳,坚守契约精神

面对这起典型的行政协议履行纠纷,法院的审理聚焦于几个关键法律问题,其裁判逻辑清晰展现了司法如何平衡行政特性与合同原则。

(1)管辖权与时效:程序正义的入口

行政机关首先在程序上提出抗辩,包括管辖异议与诉讼时效问题。

协议管辖的有效性:双方合同中约定了管辖法院。法院依据《行政协议若干规定》,认定该约定符合“与争议有实际联系”且不违反专属、级别管辖的规定,应予尊重。这肯定了行政协议中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空间。

诉讼时效的适用:行政机关主张起诉超时。法院明确,此类“不按约定履行”的争议,诉讼时效参照民事法律规范确定。从解除协议签订日(2022年)至起诉日(2024年),并未超过法定期限。程序性抗辩被依法驳回,确保了实体争议能进入审理。

(2)实体裁判:内部规定不能对抗法定义务

在实体审理中,法院的裁判要旨直指问题的本质:

合同相对性原则优先:《解除合同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彼此具有法律约束力。国土资源管理局的退款义务白纸黑字,明确具体。法院强调,行政机关不能以其内部管理规定、审批流程繁琐等自身原因,作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法定合同义务的正当理由。这实质上是对“合同必须严守”原则的坚决维护,防止行政权力以内部程序为“盾牌”逃避契约责任。

利息损失的计算:公平原则的体现:尽管解除协议未约定逾期退款的违约责任,但法院认为,资金被无故占用的损失客观存在。判决国土资源管理局支付自退款期限届满次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并采用了参照市场利率分段计算的方式。这一处理既填补了协议漏洞,也体现了对守约方合法权益的全面保护,昭示了无故占用资金必然产生成本的基本法理。

3、裁判结果与深层启示

(1)两审终局的明确信号

一审法院判决国土资源管理局限期退还346万元出让金并支付相应利息。国土资源管理局上诉后,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两审终局的判决结果,向行政机关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在行政协议关系中,其身份首先是平等的合同一方当事人,必须受到契约的严格约束。司法判决不只解决个案纠纷,更在于确立行为预期。

(2)对政企双方的启示与警示

本案的裁判规则为行政协议的签订与履行提供了清晰的镜鉴:

对行政机关而言:

签约须审慎,履约须刚性:签订协议前应充分评估自身履约能力与政策风险,避免“轻易承诺、随意反悔”。一旦签约,即应将协议义务纳入刚性管理流程,主动协调内部环节,确保按期履行。

摒弃“权大于约”思维:内部流程是为保障公务规范运行,而非对外免责的借口。本案判决明确,内部管理问题不得对外对抗合同相对人。提升行政效率、优化内部流程,是建设诚信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

善用沟通与协商:如遇履行障碍,应主动与相对方沟通解释,寻求合情合理的解决方案,而非消极拖延,将程序问题激化为法律争议。

对企业而言:

强化证据意识:妥善保管协议文本、付款凭证、沟通记录及如约履行义务的全部证据,这是诉讼维权的基础。

明确条款内容:在签订协议时,应力求权利义务条款明确具体,特别是履行期限、违约责任等,减少模糊地带。

依法理性维权:当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违约时,应像华宇矿业公司一样,果断通过法律途径寻求救济。本案表明,司法是维护政企协议公正履行、保护企业合法信赖利益的有效防线。

结语:这起探矿权退款纠纷案,看似是围绕一笔款项的追索,实则是关于行政权力与契约精神关系的一次司法厘清。它郑重宣告:在法治框架下,行政协议的“行政性”绝不意味着行政机关可以享有履约豁免权。相反,正因为其行政主体的特殊身份,更应带头恪守承诺、践行诚信。司法审查通过坚持合同相对性原则、严格约束行政优益权的行使,为政企合作铺设了稳定、可预期的法律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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