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庄严的法庭上，一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的庭审接近尾声。法官正欲宣判保证人承担代偿责任，此时，一个关键问题浮现：除了判决保证人向银行还款，法官是否应该“顺带”一纸判令，赋予保证人向主债务人的追偿权？这看似一步到位的“便民”举措，背后却触及民事诉讼最核心的基石——“不告不理”原则。这一原则犹如司法权力的制动器，要求法院必须恪守中立与被动，不得审理原告未诉之事，不得裁判当事人未求之权。

那么，在涉及担保追偿的复杂金融案件中，法官好心“代劳”判决追偿权的行为，究竟是提高效率的司法智慧，还是对程序正义的潜在僭越？

1、问题的起源：一个被“误解”的法条

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中对这一问题的困惑，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已废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担保法解释》）第四十二条的解读分歧。

该条文规定：“人民法院判决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赔偿责任的，应当在判决书主文中明确保证人享有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权利。判决书中未予明确追偿权的，保证人只能按照承担责任的事实，另行提起诉讼。”

部分司法人员将条文中的 “应当” 二字，理解为强制性的命令，认为只要判决保证人承担责任，就必须主动、无一例外地在同一判决中明确其追偿权，否则即属程序错误。然而，这种解读存在逻辑上的硬伤：如果“应当”是绝对的强制性规定，那么条文第二句“判决书中未予明确追偿权的……另行提起诉讼”就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和意义——因为按照强制说，判决书根本“不应当”出现未明确追偿权的情况。

破解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回归法律体系的基本原则进行解释。最高法院制定此条的 真实初衷，在于倡导诉讼经济，鼓励在条件具备时（如债务人与保证人同为被告）将关联纠纷合并审理，以减少当事人诉累。但这始终是一种 “倡导”而非“强制” ，其落实必须无条件地让位于“不告不理”的诉讼铁律。法官可以释明、可以引导，但绝不能代替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更不能未经审理就创设一项权利。

2、为何必须坚守“不告不理”的边界？

坚持法院不得主动判决追偿权，绝非刻板的程序教条，而是基于深刻的法理与实务考量：

追偿权并非“天赋”或“自动”的权利：虽然《民法典》第七百条规定了保证人承担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但该条开篇即设定了“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的前提。这清晰表明，追偿权的基础源于保证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内部约定或法律关系，而非担保关系本身的必然衍生物。实践中，保证人与债务人可能存在特殊安排（如债务加入、赠与意思、其他对价关系），导致其本就不享有追偿权。若法院不经审查、不经当事人主张就径直判决，可能凭空制造出一个本不存在的“权利”，引发新的纠纷。

侵犯当事人的处分权与程序利益：是否以及何时行使追偿权，是保证人重要的诉讼策略和实体权利处分。保证人可能基于商业合作、亲属关系或其他考量，暂时或永久不行使追偿权。法院的主动判决，粗暴地剥夺了当事人的这种选择自由。此外，追偿权纠纷的审理，需要审查保证人与债务人之间独立的基础法律关系（如委托合同、无因管理等），这往往超出原借款合同纠纷的审理范围。若未经保证人作为原告提出请求、未经债务人就此进行抗辩举证，法院就主动审理并裁判，实质上剥夺了双方就该基础关系应享有的完整答辩、举证、辩论等程序权利，构成严重的程序违法。

混淆司法“能动”与“被动”的界限：现代司法强调服务与效率，适当的司法能动（如释明权的行使）是积极的。然而，能动性的边界止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法官的职责是裁判“争议”，而非管理“事务”。主动为当事人增加判项，即便出于“好意”，也已从居中裁判者滑向了某一方“权利代办者”的角色，破坏了裁判者应有的超然中立地位。

3、从《担保法解释》到《民法典》：规则的澄清与确立

《民法典》及其配套司法解释的施行，从根本上澄清并确立了正确的裁判规则。

首先，《民法典》第七百条对追偿权“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的限定，旗帜鲜明地将审查重点指向了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这从实体法层面否定了追偿权的“想当然”属性。

更具标志性意义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时， 毅然摒弃了原《担保法解释》第四十二条的表述。这一立法选择绝非无心之举，而是对过去司法实践中错误理解的明确 “拨乱反正” 。它从源头上杜绝了将“应当”误解为法官强制性义务的可能，标志着最高审判机关对“不告不理”原则在此问题上刚性边界的一锤定音。

权威学者的解读也印证了这一点。王利明教授明确指出，一并裁判追偿权的前提必须是“债权人将债务人和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一并起诉”且“保证人提出请求”。这双重条件缺一不可，严格框定了法院可合并审理的边界。

4、结语：程序正义是实体权利最可靠的向导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涉金额大、关系复杂，追求审判效率固然重要，但绝不能以牺牲程序正义的基本法则为代价。“不告不理”原则所护卫的，不仅仅是法庭上的分工秩序，更是当事人对自己权利命运的自主掌控权，是司法权力谦抑、克制的品质。

法官在庭审中的智慧，不应体现在“主动替当事人着想”而扩大裁判范围，而应体现在通过精准释明，引导当事人清晰、规范地表达自身诉求。对于保证人，法官可以询问：“你是否在本案中向债务人主张追偿权？” 将选择与请求的权利，交还给权利的所有者。

因此，回答开篇之问：未经保证人主张，法院绝对不能主动判决追偿权。这不仅是对一个陈旧法条误读的纠正，更是对《民法典》时代司法理念的坚定践行——公正的裁判，始于对诉讼程序每一个边界的敬畏，终于对当事人每一项权利的尊重。在金融法治的宏大叙事中，正是对这些“程序细节”的坚守，构成了实体权利得以安全、可预期地实现的坚固河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