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当哈密某装饰公司（甲公司）的负责人拿到那份结算单时，心里咯噔一下。白纸黑字上，由项目负责人许某某签字确认的门窗单价是740-900元/平方米，而他们与总包方乙公司当初签订的《铝合金门窗制作与安装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是823元/平方米。该以哪份为准？更让他窝火的是，工程款迟迟未结清，当他试图追讨时，许某某说自己是“代理人”，责任在公司；发包方丙公司说“钱早付给总包了”，与自己无关。

一场围绕一百多万工程款的纠纷，最终闹上法庭。这起案件清晰地提出了两个每个乙方都可能遇到的灵魂之问：双方事后签署的结算文件能否改变原合同单价？当项目出现纠纷，除了签合同的总包方，实际签字人和发包方到底要不要一起担责？

1、纠纷的核心：是“合同违约”还是“合意变更”？

本案事实脉络清晰：甲公司中标并与乙公司签订门窗制作安装合同（单价823元/㎡）。工程完工后，乙公司的现场项目负责人许某某出具结算单，确认了新的单价和总价（740/900元/㎡）。甲公司认为对方擅自降价违约，并主张许某某个人及发包方丙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二审法院的判决，为这场争议画上了清晰的句号，其裁判逻辑直指商业合作中的根本原则。

首先，关于单价之争：结算单的法律效力优先。

甲公司主张应按原合同823元/㎡结算，这在情感上可以理解，但在法律上却难以成立。法院的判决依据是 “意思自治” 与 “合同变更” 原则。虽然原合同有明确单价，但工程完工后，双方授权代表（许某某作为乙公司代理人）通过签署结算单的方式，重新确认了工程量和单价。这份结算单，在法律上被视为双方对合同价款约定的 “补充协议”或“变更确认”。只要没有证据证明签署结算单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它就代表了双方在项目完结时最新的、真实的一致意思表示。

因此，法院采纳结算单价格作为定案依据，并非支持“违约”，而是尊重了双方事后达成的 “合意变更”。这提醒所有承包商，结算文件签字需谨慎，一旦签署，很可能意味着对原条款的重大变更。

其次，关于责任主体：合同相对性原则是“铁律”。

这是本案更具普适教育意义的焦点。甲公司为了增加回款保障，将签字人许某某和发包方丙公司一同告上法庭，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然而，法院坚决地驳回了这一诉求，其依据正是合同法基石之一的 “合同相对性原则”。

为什么告不倒签字人许某某？

因为他在合同中的身份明确标注为乙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根据《民法典》，代理人在授权范围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法律行为，其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许某某签字出具结算单，是履行其项目负责人职责的代理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因此，付款责任的主体是乙公司，而非许某某个人。将项目负责人列为被告，在实践中常见，但若无证据证明其存在个人担保或超越代理权限，通常难以得到法院支持。

为什么拉不进发包方丙公司？

甲公司援引了建设工程领域常见的“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的规定。但法院首先认定本案为“承揽合同纠纷”，而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这一案由定性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法院查明丙公司作为发包人，已向总包方乙公司支付了远超涉案工程款的款项（8900余万元），不存在“欠付”事实。因此，无论是基于合同相对性（甲丙之间无直接合同关系），还是基于事实（丙公司已付款），丙公司都无需直接向甲公司承担责任。

2、判决解析：一份“各归其位”的责任认定书

哈密中院的二审判决，是一份清晰界定商业链条中各方法律位置的范本：

付款责任：明确无误地归属于合同相对方——乙公司。判决乙公司依据结算单金额支付门窗工程款165.87万元及包顶施工费10.93万元，并计付相应利息。

质保金处理：严格尊重合同约定的12个月质保期，将质保金4.98万元单独列出，其利息起算点自质保期满后开始计算，体现了对合同条款的细致执行。

费用承担：支持了合理的保全费，但驳回了甲公司主张的“保全保险费”。因为后者并非必然发生的损失，合同也无约定，法院不予支持。这提示当事人，维权成本中的间接费用能否获赔，存在不确定性。

责任隔离：彻底排除了许某某的个人连带责任和丙公司的支付责任，使责任主体纯粹化、法定化。

3、商业启示：如何规避类似风险？

本案虽以甲公司部分诉求获支持告终，但其诉讼策略中的“扩大被告”并未成功，且需承担部分案件受理费，过程颇费周折。它给所有从事类似项目的公司（尤其是分包商、供应商）上了生动一课：

警惕“结算单”的终极效力：在项目最终结算时，务必对结算文件上的每一项金额、单价保持最高警惕。它可能覆盖并取代原合同约定。若对结算价格有异议，应在签字前明确提出并书面保留异议证据，切勿为尽快回款而草率签署。

牢牢锁定合同相对方：签约时，明确对方盖章主体的法律资格和履约能力。履行中，所有书面指令、变更、结算尽量要求对方公司盖章确认，或至少明确经办人的授权依据。发生纠纷时，应将合同相对方作为首要和核心的追索对象。

审慎使用“连带责任”诉求：要求合同外主体承担连带责任是严苛的法律主张，必须有明确的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如担保、合伙、共同侵权等）作为依据。随意扩大被告范围，不仅可能无法获得支持，还可能增加诉讼成本，甚至影响法院对核心争议的关注。

重视对上游付款情况的调查：若想依据法律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方追责（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有时可行），必须承担沉重的举证责任，需要确凿证据证明发包方 “欠付” 工程款的具体数额。这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取证。

结语：这起门窗安装纠纷的判决，宛如一次精准的“法律解剖”。它将纠结在一起的项目负责人、发包方、总包方清晰剥离，让责任回归到合同签署的源头。它告诉我们，在商业世界，白纸黑字的契约及其依法衍生的变更文件，是界定权利和义务最坚实的边界。

对于乙方而言，最大的安全保障不在于事后能拉多少人“连带”，而在于事前签下一份权责清晰的合同，并在履行过程中对每一个可能变更核心条款的签字都慎之又慎。市场有风险，博弈靠规则，而规则的生命力，正蕴含在这份“把账算清、把人找准”的判决逻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