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商业活动中，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之间的界限常常模糊不清。当一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了虚构事实、伪造凭据等行为，是否就必然构成合同诈骗罪？

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的“叶某伟合同诈骗案”（再审改判无罪）对此作出了重要指引：即便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了欺骗行为，但如果其签订、履行合同具有一定的事实基础，且有履约意愿和履约能力，并实际履行了合同，则不能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1、案情回顾：资产转让引发租金收取争议

2007年，四川省攀枝花市某商场因经营不善，由当地某局组织实施整体转让。被告人叶某伟以其公司名义参加招标会，以460万元中标并与商场签订《资产转让协议》。2008年1月至3月，叶某伟支付转让款120.01万元，剩余款项未付。期间，叶某伟被带至商场与租户见面，公开告知其已购买商场，以后租金由其收取。

2008年4月，某局组织协调小组就租金收取问题开会，起草通知称转让协议正在履行，要求租户将租金交至商场，但该通知未张贴。同年5月，协调小组向叶某伟出具了收取租金的《委托书》，但某局未同意加盖商场印章。6月，叶某伟与租户胡某明、王某莲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约定租金30万元。签订当日租户支付6万元，约定剩余24万元在叶某伟获得正式授权或取得产权后支付。后叶某伟伪造了一张“某局已收到余款340万元”的收条，租户遂将剩余24万元支付给叶某伟。2008年9月，某局报案称叶某伟有诈骗行为。

2、裁判历程：从有罪到无罪的翻转

一审法院认定叶某伟构成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二审维持原判。后叶某伟申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无罪，撤销原审裁判。

3、再审改判的核心理由：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再审法院认为，合同诈骗罪的核心要件是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应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综合考量案件背景、履约意愿、履约能力及实际履约行为等因素。

关于《资产转让协议》：叶某伟已实际支付部分转让款120.01万元，具有履行意愿和实际行为。其伪造收条的目的是促使租户支付租金，以增强其履行资产转让协议的能力，通过收取租金支付转让款符合商业惯例。叶某伟与某局之间关于谁有权收取租金的争议，本质上是履约过程中的民事纠纷，可通过协商或民事诉讼解决。

关于《房屋租赁协议》：叶某伟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后，由协调小组带至商场与租户见面，并公开告知以后租金由其收取，后又取得协调小组出具的《委托书》。虽然某局未同意加盖公章，但综合上述事实，叶某伟收取租金并非完全没有事实基础。虽然某局起草了通知要求租户将租金支付给商场，但该通知未张贴，《资产转让协议》也未依法解除或终止。因此，叶某伟收取租金仍具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叶某伟虽有伪造收条的行为，但租户与叶某伟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有效，叶某伟按约向租户提供了商场商铺，租户也实际占有使用了商铺，叶某伟的行为并未造成租户实际损失。

综上，叶某伟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其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4、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的核心区别

基于本案及刑法理论，区分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把握：

客观行为的性质不同：合同纠纷中，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源于合同权利义务的履行，行为人的核心目的是通过履行合同获得商业利益，即使存在一定虚假陈述或瑕疵履约，也是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违约或民事欺诈行为。而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是以签订、履行合同为幌子，其根本目的是骗取对方财物，合同只是诈骗的工具。

主观目的不同：合同纠纷当事人具有履行合同的真实意愿，即使暂时无力履行，也并非以非法占有对方财物为目的。而合同诈骗罪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即没有履行合同的真实意思，只想无偿占有对方财物。判断非法占有目的应综合考察：是否有履约能力、是否有履约的实际行为、是否逃匿或挥霍财物、是否愿意承担民事责任等。

是否接受合同约束：合同纠纷当事人一般愿意接受合同约束，在发生争议时愿意通过协商、仲裁或诉讼解决。而合同诈骗罪行为人通常将合同作为诈骗工具，根本不愿履行，纠纷发生后往往逃匿或拒不承担责任。

是否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合同纠纷往往基于真实的交易背景，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合同法律关系。而合同诈骗罪往往以虚构的交易、虚假的主体或伪造的凭据为基础，合同关系不真实。

民事救济途径是否畅通：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等途径获得救济，损失可以弥补。而合同诈骗罪往往导致被害人无法通过民事途径挽回损失，或者行为人已无履行能力。

5、本案对司法实践的启示

不能仅因存在欺骗行为即认定犯罪：商业活动中，当事人为促成交易或获取利益，有时会夸大事实、隐瞒部分真相，这属于民事欺诈范畴。只有当欺骗行为达到“足以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且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程度时，才可能构成诈骗罪。不能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混为一谈。

合同履行过程中的纠纷不应轻易入罪：本案中叶某伟与某局之间关于租金收取权的争议，典型地属于合同履行争议，完全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原审法院将此类争议刑事化，是错误的司法干预经济纠纷。司法机关应当严格把握刑事追诉的边界，防止以刑事手段处理民事纠纷。

认定“非法占有目的”须综合全案证据：不能仅因行为人虚构了部分事实就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应结合行为人是否有履约意愿、履约能力、履约行为，以及是否逃避返还财产、是否挥霍财物等因素综合判断。本案中叶某伟已支付120余万元转让款，且积极寻求完成交易，显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被害人是否存在实际损失是重要参考：合同诈骗罪侵犯的法益是财产所有权。如果合同能够继续履行或违约行为可以通过民事途径弥补，被害人没有遭受实际损失或者损失能够获得赔偿，通常不应认定为犯罪。本案中叶某伟实际向租户提供了商铺，租户占有使用商铺，并未遭受实际损失。

结语：一纸伪造的收条，将一位商人卷入刑事追诉的漩涡，历经十余年才重获清白。本案的深刻教训在于：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之间的界限绝非清晰分明，但司法的严谨在于必须穿透现象看本质。“非法占有目的”是二者的分水岭，而这一目的的认定，必须建立在充分的事实证据和严谨的逻辑推理之上，不能因一点瑕疵就全盘否定整个交易。本案再审改判无罪，不仅还了叶某伟以清白，更为司法实践树立了正确区分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