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网络为公众赋权，也让法律风险无处不在。当消费者段某在抖音控诉“红内裤”致敏、工作人员处置不当，当经济学家直言某企业“无核心竞争力，靠流量活着”，企业旋即以“损害商誉”之名发起百万索赔——这些热点事件将一道尖锐的法律命题推至公众视野：正当批评与不法侵权之间的红线，究竟应当划在何处？

1、“碰瓷式维权”：正当监督的异化与商誉侵害的认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消费者举报、批评的法定权利，然而权利行使一旦越界，即可能滑向“碰瓷式维权”——一种以攫取非法利益或打压对手为目的，滥用权利干预正常经营的行为。其核心在于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构成对商业信誉或商品声誉的不法侵害。

法律构成要件剖析：

主观恶意是灵魂：行为人需明知主张缺乏依据，却以牟利或损害对手为目的。当维权明显超出“生活消费”或“合法权益保护”范畴，即可能触发《民法典》第132条禁止的权利滥用条款。

客观行为是关键：表现为捏造或传播虚假信息（如虚构质量问题、伪造报告、恶意剪辑视频），或滥用法律程序施压。这正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1条所严厉禁止的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损害对手商誉的行为。

损害后果需实证：须导致企业社会评价降低、客户流失、市场份额下滑等实际损害，涵盖直接损失（退货、赔偿）与间接损失（品牌修复成本、商机丧失）。

因果关系要确凿：损害结果必须直接归因于该不法行为，并排除其他干扰因素。

回到“红内裤”事件，其是否构成“碰瓷式维权”？关键在于审视段某的行为目的（是否超出合理维权范畴）、所陈内容是否属“捏造虚伪事实”（企业检测报告形成有力反证）、其作为大V的传播影响力与实际造成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紧密因果链条。捏造与传播虚假信息这一核心行为是否存在，将是民事索赔能否成立乃至是否触及刑事损害商业信誉罪的关键分水岭。

2、否定性评价：言论自由疆域与侵权雷区的界定

网络平台作为公共舆论场域，天然容纳多元声音，包括批评与否定。然而，当评价演变为侵权？法律的天平开始倾斜。

合理否定性评价的“安全区”：

基于真实体验的陈述与主观感受：消费者基于自身经历表达不满（如“使用后过敏”、“服务态度差”），即使言辞激烈、结论负面，只要非凭空捏造，均属正当权利范畴。

公正评论与价值共识：评价内容未显著悖离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尺度，未达侮辱、诽谤程度，不构成侵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7条明确保障消费者的监督权。

专业评论的宽容空间：学者、专家基于事实或专业分析发表的批评（如对企业模式的质疑），只要目的正当、逻辑合理、未故意歪曲，应享有更高程度的言论自由保护。《民法典》第1025条为公共利益实施的舆论监督提供了免责盾牌。

踏入侵权“雷区”的警示标：

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这是名誉侵权（诽谤）的核心。如毫无根据地宣称“产品致癌”、“企业违法经营”。

恶意使用侮辱贬损言辞：脱离就事论事，使用“黑心商家”、“行业毒瘤”等直接攻击人格或名誉的词汇。

超出合理限度的恶意攻击：即使基于部分事实，但评论明显偏离事实基础，以诋毁为目的肆意扩大攻击。

聚焦经济学家评论“企业无核心竞争力，靠流量活着”，其法律定性极具典型性：

性质判定：这属于基于个人认知的观点表达与价值判断，而非对客观事实（如财务数据、具体行为）的陈述。

是否“捏造事实”？“核心竞争力”是主观概念，“靠流量活着”是对运营模式的概括性评价，通常难以被简单证伪为“虚伪事实”。

是否“侮辱贬损”？言辞虽负面且尖锐，但未使用明显侮辱性词汇，核心指向商业模式而非企业人格。

容忍义务的考量：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尤其面向公众，对于外界基于可获取信息形成的非事实性观点评论，理应承担更高的容忍义务。只要该评论非出于纯粹恶意诋毁，即使偏颇或令企业不适，亦难径行认定为侵权。

3、企业的容忍义务：商誉盾牌并非密不透风

法律在赋予企业保护商誉权利的同时，也为其设定了必要的容忍义务。这种容忍尤其体现在面对来自消费者和公众的批评声浪时：

对消费者主观感受的包容：消费者体验天然带有主观色彩。一句“质量真差”、“体验糟糕”可能源于个体差异或情绪，只要非恶意虚构，商家应予以理解。要求所有评价绝对客观理性既不现实，亦会寒蝉消费者的监督之声。

对公众质疑与评论的开放：企业尤其是知名企业，其经营模式、社会责任等议题天然具有公共属性，引发公众讨论乃至批评在所难免。只要讨论基于一定事实基础或属于合理观点争鸣，即使结论负面，企业也应保持开放与克制。

容忍的边界：容忍义务非无限。当遭遇确凿的虚伪事实散布、恶意侮辱诽谤，且造成实质损害时，企业运用法律武器维权则具有充分正当性。核心在于区分“不友善但真实的反馈”、“尖锐但合理的批评”与“纯粹的恶意诋毁”。

结语：在动态平衡中寻求答案

“红内裤”投诉与经济学家点评引发的诉讼，其意义远超个案输赢。它们迫使我们在消费者权益、公众言论自由与企业商誉保护这三重价值之间进行艰难的司法衡量与规则探索。

企业高举法律武器，既是维权本能，亦是对边界的宣示与试探。然而，法院最终的裁决将深刻影响未来：消费者是否敢于发声？学者能否畅所欲言？企业又该如何在汹涌的舆论场中既维护尊严又不窒息监督？批评与侵权之间那条流动的边界，终需在具体案件的事实、证据与法律原则的交织中，由司法作出权威而审慎的勾勒。 这一平衡的达成，关乎市场环境的健康，更关乎社会理性对话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