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一纸《工程合作协议书》，牵出150万工程款纠纷。马某信心满满起诉A公司和B政府，法院却只判A公司支付29万。这背后是建筑行业屡禁不止的顽疾——挂靠与转包的法律迷局。当实际施工人马某在A公司中标前就已进场施工，当合同约定马某自负盈亏而A公司坐收管理费，法律的天平究竟会如何倾斜？

1、案情缩影：一场提前开始的施工

2021年3月，马某与A公司签订《工程合作协议书》。四个月后，A公司才通过招投标拿下B政府的改造提升工程。更关键的是，马某在招投标程序启动前就已进场施工。协议中赤裸裸地写着：工程由马某组织施工、自负盈亏，A公司仅收取管理费。工程进行中，马某声称完工部分未获足额付款，愤而将A公司与B政府一同告上法庭，索要150万元工程款。

法院的判决却出人意料：马某与A公司之间是典型的“挂靠”关系，合作协议无效；因无证据证明B政府知情，马某无权直接向其索款；最终仅判决A公司支付29万元及利息。这一判决，精准刺破了挂靠与转包的重重迷雾。

2、法律显微镜：挂靠与转包的三重分野

在建筑行业的灰色地带，挂靠与转包犹如一对“孪生兄弟”，但法律对其的定性却截然不同：

介入时机：谁在真正起跑？

挂靠的核心标志：实际施工人（挂靠人）在工程招投标或合同磋商阶段就已深度介入，甚至直接操盘。本案中，马某与A公司在2021年3月签约并进场，而A公司中标发生在2021年7月，招投标如同走过场，马某才是真正的“幕后操盘手”。

转包的典型路径：实际施工人（转承包人）在总承包合同签订后才登场。总包单位先合法取得项目，再将工程整体或肢解后转手他人。

角色本质：谁在主导全局？

挂靠的本质是“借壳”：挂靠人完全以被挂靠人的名义掌控项目运作全链条。被挂靠人沦为“影子”，既无真实施工意图，也无实际管理行为，纯粹是资质出租者。本案中，马某独立组织施工、承担盈亏，A公司仅收管理费且疏于管理，正是典型的“借壳”运营。

转包的核心是“转让”：转包人将自身在总包合同中的权利义务（整体或部分）转让给转承包人。转承包人通常以自己的资源、方式进行施工管理。

对外面目：谁在承担责任？

挂靠的“面具”：挂靠人虽承担最终责任，但一切对外活动均需佩戴被挂靠人的“面具”——以被挂靠人名义签订合同、接收款项、对外交涉。

转包的“自立门户”：转承包人常以自己的名义采购材料、租赁设备、雇佣人员，并直接承担这些外部合同产生的责任。

3、责任迷宫：合同无效后的路径选择

一旦被认定为挂靠或转包，相关合同必然无效，但各方责任承担却大相径庭：

挂靠关系下的责任困局：

挂靠合同：依据《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一条，因“借用资质”而绝对无效。

总包合同效力：取决于发包人B政府是否知情。若知情，总包合同也可能无效；若不知情（如本案），总包合同效力通常不受影响。

追索路径：挂靠人马某只能依据无效的挂靠协议向被挂靠人A公司主张折价补偿（工程款），无法直接向不知情的发包人B政府主张权利（合同相对性原则）。

本案判决A公司支付扣除管理费后的工程款，正是基于《民法典》第793条“合同无效但工程合格可折价补偿”的规定。

转包关系下的突围可能：

转包合同：依据《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一条，绝对无效。

总包合同：效力通常不受转包行为影响。

追索路径：实际施工人（转承包人）可向转包人（其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

关键突破：根据《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四十三条，实际施工人在满足条件下可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起诉发包人，要求其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但挂靠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不适用此条！）。

4、实务启示：风险防火墙的构建

本案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建筑行业的法律风险。市场主体亟需筑牢防火墙：

资质红线不可碰：严格禁止出借、挂靠资质，杜绝无资质或超越资质承揽工程。

合同签订须规范：清晰界定各方权责，避免出现“只收管理费不负责”、“自负盈亏”等挂靠特征条款。内部承包协议务必合法合规。

履约管理要扎实：被挂靠（总包）单位必须切实投入项目管理力量，掌握人、财、物核心环节，保留管理痕迹，避免沦为“盖章工具”。

证据意识需强化：全面留存招投标文件、合同、施工过程资料、付款凭证、沟通记录等，尤其要证明自身实际管理行为和合同履行的真实性。

发包方审慎审查：发包人应加强对承包人履约能力的审查，关注项目实际负责人、资金流向、现场管理团队等，防范“真挂靠、假承包”。

结语：马某的29万元判决，是法律对挂靠经营的一记警钟。当施工发生在招投标之前，当管理费成为唯一纽带，法律的利刃便会刺破挂靠的伪装。在建筑江湖的博弈中，认清挂靠与转包的本质分野，不仅是解决工程款纠纷的关键密钥，更是市场主体合规经营、远离法律雷池的生命线。工程款该问谁要？答案就藏在介入时机、角色本质与对外面目的三重密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