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建设工程领域，当发包人违约导致合同未履行或中途解除，承包人主张“可得利益损失”常如攀登陡崖——法律虽明确支持，司法实践却布满荆棘。可得利益作为合同法保护的核心，关乎交易安全与市场信心，但其模糊的内涵、沉重的举证负担与混乱的计算标准，构成了承包人维权路上的三重险峰。

1、概念之困：可得利益究竟是谁？

立法表述的摇摆不定是混乱之源。《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先后采用“可得利益”“预期利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称之为“合理的利润”，《民法典》第584条又回归“可得利益”。虽内核趋同——均指向合同正常履行后可获得的未来利益，但过往司法解释未将其作为违约损失的基础考量因素，导致了裁判尺度不一。

更需厘清的是其与相近概念的关系：

“信赖利益”实为“履约准备成本”——承包人为履行合同已支出的费用（如投标费、设备租赁定金），属既成损失；

“履行利益”则是合同完全履行后的总收益，包含已完工部分的工程款（实际损失）和未完成部分的预期利润（可得利益）。违约时，履行利益损失=实际损失+可得利益损失。

致命前提：合同有效是可得利益的生命线！若建设工程合同本身无效（如违法分包、无资质施工），履行基础崩塌，承包人只能依据《民法典》第157条主张信赖利益损失（即成本补偿），而无法触及可得利益的疆域。最高法院裁判亦坚守此界限。

2、现实之冷：胜诉寥寥的司法困局

法律条文的光辉并未照亮实践。2020-2022年间，最高人民法院及各省高院审理的151件承包人主张可得利益损失案件中，仅20件获得明确全额支持，支持率低至约13.2%。冰冷的数字背后是：

“难以确定”的万能挡箭牌：多数判决以损失“不确定”“无法确定”为由驳回请求；

“未实际发生”的机械否定：部分法官僵化理解“损失”，认为未来利润非现实损害；

“支持但打折”的无奈妥协：即便少数胜诉案件，法院常削减金额或以其他损失抵扣，承包人难获足额赔偿。

法律表达与司法实践的鸿沟，成为承包人维权难以逾越的典型困境。

3、维权之难：举证与量化的双重枷锁

（1）举证困境：背负难以完成的证明使命

举证责任全压身：承包人需独立证明四大要件：发包人存在违约行为；自身存在可得利益损失；违约行为与损失间存在因果关系；损失的具体数额。

这无异于要求承包人“证明一个未曾发生的未来”。

证明标准过高企：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标准在可得利益领域近乎严苛。承包人需提供如完整投标文件、造价分析、市场价格数据、同类项目利润率等证据链，以高度确定性说服法官。而企业经营变量（管理效率、成本波动、市场风险）更增加了证据的脆弱性。

证据获取处劣势：关键资料（如图纸、批价单、过程签证）常掌握于发包人或已移交，承包人取证困难，原件缺失更易被质疑真实性。

（2）量化困境：无尺可量的利润迷宫

统一的可得利益损失计算规则缺位，导致司法实践“各显神通”，争议不断。

成本价之殇：如同《招标投标法》禁止的“低于成本价投标”，何谓“成本”？其随项目、地域、企业实力动态变化，签约时的预算与履约实耗常是天壤之别。

未完工程的利润迷宫：合同中途解除时，未施工部分的利润计算需穿透考虑：解除原因责任、投标报价策略（是否不平衡报价）、总承包模式下的完成比例折算等深层变量。

当计算如同在迷雾中穿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被放大，同案不同判的风险陡增。

4、破局之道：全周期管理的战略应对

（1） 缔约阶段：将可得利益“锁”入合同条款

策略一：整体打包入违约金

直接设定违约金额（如：“发包人延迟验收超X日，按工程总造价日X‰计付违约金，累计不封顶”）。将可得利益隐含于高额违约金中，降低独立举证的难度。

策略二：单列可得利益条款

清晰约定计算方式：

定额计价合同示例：“非承包人原因致合同解除，可得利益 = （合同暂定总价 - 已结算款） × Y%”。

总价合同示例：“发包人单方停工超Z个月，承包人有权退场并获赔合同总价K%作为可得利益损失”。

策略三：明确行权条件与期限

设定主张可得利益的具体触发条件和时间窗口（如：“停工后经书面催告仍满3个月无法复工，承包人移交场地后60日内可主张可得利益赔偿”），避免久拖不决。

（2）履约阶段：构筑坚实的证据堡垒

全程自证“无过错”：系统收集己方严格履约的证据——按图施工记录、质量验收文件、工期进度计划与签证（尤其工期延误索赔的关键证据链：发包人延误通知→承包人书面工期索赔报告→发包人签收或答复）。

预判与反击“过失相抵”：同步记录发包人可能导致共同违约的行为（如延迟付款、甲供材不及时、设计频繁变更），建立清晰的归责时间线，用证据分割混合过错下的责任比例。善用施工日志、监理例会纪要、往来函件等固定事实。

（3）违约发生后：止损与精准主张并行

严守减损义务：遭遇发包人违约（如长期停工），切勿放任损失扩大！立即评估风险，主动发函协商退场、移交场地设备、遣散人员。依据《民法典》第591条，未及时减损部分将自行承担。

选择最优计算方式：

合同有约定：优先适用约定方式，最易获支持。

招标项目：差额计算法（中标价 - 合理最低价）往往最能体现缔约预期，说服力强。

行业数据完备：类比计算法（采用权威发布的地区/行业平均利润率）效率高、客观性显。例如援引《中国统计年鉴》发布的建筑业产值利润率（2021年为2.9%）作为参照基准。

工程复杂/标的额巨大：果断申请司法鉴定，但需全程紧盯鉴定依据、参与质证，必要时聘请专家辅助人对抗对方质疑。

金额较小或证据有限：可请求法官综合酌定，强调合理性而非精确性，提升效率。

可得利益损失的主张之路虽险，却非绝境。承包人唯有将法律意识贯穿项目始终——在缔约时前瞻布局，在履约中铁证筑基，在争议时策略突围——方能在发包人违约的迷雾中，为自己的未来利润凿开一道保障之光。当合同成为一纸空文，智慧与准备便是承包人手中最坚实的盾与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