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商业诋毁如同一把暗箭，通过虚假或误导性信息中伤对手商誉。尽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明确禁止此类行为，但司法实践中对“虚假信息”“编造传播”“商誉损害”的认定仍存在诸多模糊地带。本文聚焦商业诋毁的客观要件认定难题，通过典型案例揭示裁判尺度，为经营者划清法律边界。

1、真假之辨：如何认定“虚假或误导性信息”？

（1）虚假信息的举证责任倒置

虚假信息指完全脱离事实的捏造内容（如虚构对手产品质量问题）。传统“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下，原告需自证清白面临困境。司法实践已形成突破：

举证责任转移：当涉及对手负面事实时（如指控商业贿赂），法院常要求信息发布方证明真实性。

典型案例：百奥泰诉四叶草会展案

法院认为：“作为信息源头方，被告更易掌握证据，应承担内容真实性的举证责任。”

（2）误导性信息的三大“隐形杀手”

即使内容真实，若呈现方式引发误解，仍构成商业诋毁。

认定误导的关键要素：

受众认知是否扭曲：核心在于信息是否干扰理性决策。如尚客圈公司声明“已起诉”但实际滞后两月，因确有起诉准备，法院认定不构成误导。

不保护主观贬损言论：单纯辱骂（如称对手“妖孽”）不属商业诋毁，因其未伪装事实（迈测科技案）。

受众辨别力差异：向经销商发函需更高注意义务——因其避险意识强、易受误导影响交易决策。

2、传播之界：如何认定“编造与传播”行为？

（1）传播是构成要件核心

无传播则无诋毁：内部传递或一对一沟通不构成（利拿实业案）。

形式多元性：包括公开声明、客户告知函、自媒体推送，甚至向监管部门投诉（若符合其他要件）。

（2）特定指向性的灵活认定

不要求点名道姓，只要受众能识别具体对象即成立：

（3）向特定对象传播是否成立？

3、损害之证：如何证明商誉遭受损害？

（1）损害形态的多样性

商誉损害不限于实际损失，包括：

现实损害：客户终止合作、订单流失；

潜在风险：议价能力下降、交易机会丧失。

（2）证明标准的司法把控

禁止“以偏概全”：少数负面评价不足证明商誉受损。

腾讯诉软媒案：涉案文章虽有用户批评，但数量占比极低，法院未认定损害成立。

关键证据类型：客户解除合同函件，市场调研显示的商誉下滑数据，权威媒体负面报道激增。

（3）特殊场景的认定难点

侵权警告函的合法性边界：

风险点：在诉讼未决时宣称“打假成功”（圣敏餐饮案）。

避坑指南：明确标注“涉嫌侵权”而非“已认定侵权”，提供初步侵权证据（如鉴定报告），避免向不相关方扩散信息。

4、企业合规的三道防火墙

信息发布双核查

真实性核查：建立事实交叉验证机制；

误导性评估：模拟消费者视角判断是否引发歧义。

维权行动合规化：

发侵权函时注明：“基于现有证据主张权利，最终以司法认定为准”。投诉材料避免使用贬损性措辞。

商誉危机应对包：

监测机制：实时追踪网络舆情；

反证储备：第三方检测报告、客户满意度数据；

公证固证：对诋毁信息第一时间公证保全。

商业诋毁的认定如同在事实、表达与法律之间走钢丝。裁判者正从“纯粹真实”转向“是否误导”，从“公开传播”聚焦“实质影响”。对企业而言，唯有将合规意识植入每个宣传语句、每封商务信函，方能在商战硝烟中守住法律底线，让竞争回归产品与服务的本质赛道。当对手的商誉成为不可触碰的红线，自身的商誉才能真正坚如磐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