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当一张采矿许可证走到期限尽头，对于矿主而言往往意味着一个经营周期的结束与下一个周期的抉择。然而，当这个本可预期的法律节点，与突如其来的“水源地保护区”划定相遇，事情就变得复杂且被动了。一面是到期未续的采矿权，一面是环境保护的铁令，夹在中间的矿山经营者，是否就因此丧失了所有权益，只能默默承受关停的损失？政府一声令下，企业多年投入、巨额资产是否就此化为乌有？

1、案件聚焦：一纸承诺与一纸禁令下的经营困境

让我们审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案例：某石灰石矿于2017年依法取得采矿权，证照齐全。其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2021年7月。然而，在2019年续期时，政府已显迟疑，虽最终续期，却附加了一个关键条件——要求矿主书面承诺，在2021年证照到期后自动放弃续期申请。

2020年，当地自然资源、林业、安监等部门接连下发整改、停产通知。矿山按要求完成整改后，复工却遥遥无期。随后，该区域被新规划为二级水源保护区，关停似乎成为定局。但与此同时，政府对补偿事宜绝口不提。矿主陷入两难：完全停产则血本无归；偷偷维持半生产状态，又面临巨大法律与安全风险。

问题核心直指：在此复杂情况下，矿主是否拥有获得行政补偿的权利？

2、法理剖析：三大关键问题决定补偿可能性

“承诺不续期”能否阻断补偿请求权？

矿主作出的“到期不续期”承诺，在法律上属于对自身程序性权利的一种处分，通常被认为是有效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其自动、彻底地放弃了所有实体权利，尤其是因政府后续的公共利益行为（如划定水源地）导致其财产遭受特别损失时，请求公平补偿的权利。

承诺的有限效力：该承诺主要作用于采矿许可证的续期申请程序。当许可证真的到期，矿权灭失，这本身是市场风险的一部分。然而，如果矿山是因政府新的、独立的公共决策（划定水源地）而被强制提前关停或永久禁止经营，那么关停的法律事由就不再是“证照到期”，而是“公共利益需要”。此时，补偿请求权的产生是基于后一个行政行为所造成的特别牺牲，与前一个关于续期的承诺，分属不同法律关系。

信赖利益保护：企业在持证合法经营期间的巨大投入（土地、设备、基建、储量价值），形成了受法律保护的信赖利益。政府因公共利益需要将其关停，即便其证照已到期或未续，只要其资产（不动产、设备、未开采的矿产资源储量价值）因该关停行为而价值严重贬损或灭失，就应考量对其进行合理补偿，以平衡公益与私益。

被划入水源保护区是否必然“零补偿”关停？

答案是否定的。是否补偿与如何补偿，需进行精细化区分：

保护区等级与关停必要性：一级水源保护区保护措施极为严格，通常禁止一切无关活动。二级保护区的限制则相对有弹性，并非必然要求所有企业关停，可能会允许无污染或低污染项目在符合严格标准下存在。因此，直接以“划入水源地”为由一律不予补偿，理由并不充分。

补偿的法律依据：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八条及《矿产资源法》等相关精神，为了公共利益需要，行政机关依法变更或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将合法矿山划入水源地并责令关闭，正是典型的“因公共利益需要撤回行政许可”的行为，因此，依法补偿是原则，不予补偿是例外。

行政机关“不提补偿”或“压低补偿”，如何应对？

在实务中，行政机关可能消极对待甚至拒绝补偿。此时，企业并非束手无策，法律赋予了明确的救济途径：

提起履行法定职责之诉：企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有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行作出补偿决定的法定职责。诉讼的焦点在于论证“关停行为”的法律性质属于因公共利益需要撤回许可，以及企业因此遭受了特定损失。

核心证据的收集：维权的基石在于证据。必须系统性地收集并保存：所有历史及现有的采矿许可证、营业执照等权证；政府下达的所有通知、决定（特别是划定水源保护区的官方文件、关停通知）；证明企业资产价值的文件（设备清单、购买发票、储量核实报告、资产评估报告）；证明投入成本的凭证（土地租赁合同、基建合同、财务记录）；以及与政府部门就续期、整改、关停、补偿等事宜进行沟通的全部记录（会议纪要、函件、录音录像）。

3、行动路线图：矿主现阶段应如何破局？

面对僵局，盲目等待或违规生产都非良策。建议采取以下理性、合法的步骤：

立即停止违规生产，规避法律风险：“偷偷开工”不仅面临行政处罚、安全事故风险，更可能在后续的法律维权中被对方抓住把柄，指责企业违法经营，从而严重影响补偿诉求的正当性。首先让自己站在合法、无过错的立场上。

正式发函，明确诉求：委托律师或自行向作出关停决定的行政机关（通常是自然资源局或当地政府）发送一份书面的《关于请求依法对关停矿山进行评估补偿的函》。清晰陈述企业合法经营历史、因水源地保护被关停的事实，并明确援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依据，要求其启动补偿程序，对企业剩余资产、储量和经营损失进行评估补偿。此举意在固定“提出请求”的证据。

全面启动证据保全与信息申请：在发送函件的同时，向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地方政府等多个部门，递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划定该水源保护区的全套规划文件、批复及法律依据；关停本矿山的正式决策文件及依据；本区域同类企业关停补偿的处理标准与案例等。通过信息公开，探查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与一致性，寻找谈判或诉讼的突破口。

寻求专业评估，量化损失：聘请有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矿业权评估机构，对矿山的固定资产、土地使用权、剩余矿产资源储量价值、停产停业损失等进行初步评估，形成一份专业的《损失评估咨询报告》。这将成为后续协商或诉讼中主张补偿数额的重要技术依据。

果断启动法律程序：若行政机关在收到正式函件后，在合理期限内（通常为两个月）仍不予答复或明确拒绝，则应毫不犹豫地提起行政诉讼。案由可以是“请求履行行政补偿法定职责”。将维权行动纳入司法轨道，是打破僵局、迫使行政机关坐到谈判桌前的最有效方式。

结语：在公益与私益的天平上，法律自有其刻度

矿山因环保政策被关停，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体现了公益优先的价值取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私人财产权可以因此被无偿牺牲。法律的智慧，正在于精巧地平衡公益与私益。一张到期的采矿证，或一份放弃续期的承诺，都不是政府可以豁免补偿责任的“免罪金牌”。当保护水源地的绿线划过矿山时，划走的不仅是生产的权利，更触发了一项法定的补偿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