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想象一下，你经过激烈竞标，与地方政府签订了一份为期十年的路侧停车管理特许经营协议，投入重金升级设备、培训人员，正当业务步入正轨、期待稳定回报时，一纸来自上级政府的“改革方案”突然送达。方案要求全面取消特许经营模式，改为政府统一采购服务。紧接着，一纸《解除通知》终结了你所有的规划与投入。

你手持墨迹未干、合法有效的协议，茫然无措：政府的承诺可以如此轻易地改变吗？企业的前期投入和预期利益，难道就这样化为乌有？这并非虚构，而是北京一家停车管理公司的真实遭遇。它尖锐地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当行政机关以“公共利益”之名，行使“行政优益权”单方解约时，被“优化”掉的企业合法权益，边界在哪里？

1、行政优益权：一把必须慎用的“双刃剑”

要理解此类纠纷，首先必须厘清一个关键法律概念——行政优益权。这是行政协议（政府与企业签订的合同）与普通民事合同最根本的区别之一。

在民事领域，合同双方地位平等，任何一方欲提前解约，通常需协商一致或证明对方存在根本违约等法定情形。然而，在行政协议中，作为协议一方的行政机关，被法律赋予了一种特殊权力：即便协议合法有效，自身也无过错，但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迫切需要，有权单方面变更或解除协议。本案中，北京市政府推行路侧停车管理改革，旨在统一规范、缓解拥堵、改善民生，这正是典型的公共利益范畴。

但是，这把权力的“剑”绝非可以随意挥舞。它的行使受到严格的法律束缚：

前提法定性：必须基于法律、法规或国家政策的明确调整，且继续履行原协议将直接损害公共利益。不能因领导更替、主观偏好等非公益理由随意动用。

程序正当性：通常应先行与相对人协商变更协议的可能，只有在变更无法实现公益目标时，才可启动解除程序，并应履行告知、说明理由等程序。

后果补偿性：这是平衡公益与私益的核心关键。行政机关行使优益权给相对人造成损失的，必须依法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这并非行政机关的“恩赐”，而是其法定的、无条件的义务。

因此，行政优益权兼具“权力”与“职责”的双重属性：它既是维护公共利益的必要工具，也附带着对受损信赖利益进行补偿的强制性责任。

2、案例深析：为何“解约有理”但“补偿有责”？

北京停车管理公司的案例，完美演绎了行政优益权的行使逻辑与争议焦点。

解约的合法性为何得到法院支持？

该公司败诉的核心原因在于，法院经审查确认，行政机关解约的依据——北京市级政府的改革方案——其本身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该方案旨在解决超大城市停车难、管理乱的痼疾，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等上位法精神，且属于重大公共政策调整。在此背景下，原有的分散特许经营模式如继续履行，将直接阻碍全市统一的规范化管理进程，损害更广泛的公众利益。

因此，行政机关依据此政策变化，单方解除原协议，被认定为合法行使行政优益权，一审、二审乃至最高人民法院的典型案例指引均支持了这一观点。企业要求法院审查并否定该改革方案的请求，因方案本身于法有据、于公益有益，未能获得支持。

败诉之后，企业的出路何在？——转向“补偿之诉”

本案的转折点与最大启示在于：“解约合法”不等于“损失自负”。企业在一审、二审中执着于“确认解约违法”或“要求继续履行协议”，这在与强大的公共利益诉求对抗时，几乎注定难以成功。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将该案列为典型案例时所强调的，此类案件正确的维权方向，不是挑战解约行为本身，而是立即转向主张充分、公平的补偿。

法律依据坚实有力：

《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第二款确立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因公共利益需要变更或撤回行政许可（特许经营可视为特殊许可），应依法补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明确，行政机关行使优益权解除协议，给相对人造成损失的，判决予以补偿。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三十一条等规定，也强调政府不得以行政区划调整、政府换届等为由违约毁约，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需要改变的，应严格依法补偿。

因此，对于该停车管理公司而言，明智的策略是在解约决定被确认合法后，立即启动新的法律程序，要求行政机关就以下损失进行评估与补偿：前期设备投入、技术系统开发成本、员工安置费用、预期可得利益的合理损失等。

3、企业维权路径：从证据固定到专业博弈

面对行政机关单方行使优益权解约，企业应从情绪对抗转向理性维权，遵循以下路径：

第一步：迅速固定证据，评估损失。

立即系统梳理并保全所有证据：原始《特许经营协议》及全部附件、政府发出的解除通知及相关政策文件、企业履行协议过程中的全部投资凭证（设备采购合同、发票、 payroll记录）、经营数据（证明预期收益）、为解决纠纷产生的费用等。同时，应聘请专业的审计或评估机构，对实际投入和直接损失进行初步核算，形成清晰的损失清单。

第二步：识别核心争议，选对诉讼策略。

务必分清“行为之诉”与“补偿之诉”。如果政策调整确属重大公益，挑战解约行为合法性胜算渺茫，不应纠缠于此。应立即将维权核心目标确定为 “争取足额补偿” 。这意味着诉讼请求应从“请求撤销解约决定”转变为“请求判决被告支付补偿款XX元”。

第三步：借助专业力量，进行法律博弈。

行政补偿案件专业性强，涉及复杂的法律适用、损失计算标准和谈判技巧。企业应寻求在行政法、特别是政企纠纷领域有丰富经验的律师团队支持。专业律师可以帮助：

准确解读政策：厘清政策调整的边界，防止行政机关滥用“公益”之名扩大解释。

构建证据体系：将零散凭证转化为法律认可的证据链。

确定谈判策略：是在行政协商阶段解决，还是必须通过行政复议、诉讼推动。

精准计算诉求：依据法律和司法解释，提出既合法理又具说服力的补偿方案，避免漫天要价或自认吃亏。

结语：北京停车管理公司的案例，是一堂生动的法治课。它清晰地表明，在现代治理中，政府享有为公益而调整政策的权力，但市场经济同时也要求权力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并对因政策调整而做出特别牺牲的市场主体给予公平补偿。这不仅是保护单个企业的合法权益，更是维护政府公信力、优化营商环境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