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当银行将债务人和保证人一并告上法庭，法官判决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后，能否在判决书中“顺手”加上一句：“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这看似便民高效的一笔，实则触及了民事诉讼最根本的“心脏”——“不告不理”原则。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的审判实践中，围绕保证人追偿权能否由法院主动一并判决，曾长期存在争议。这背后，不仅是对法律条文的技术性解读，更是对司法权边界与当事人权利处分原则的深刻审视。

1、原则的基石：为何司法必须“被动”？

“不告不理”，或称“不诉不理”，是贯穿刑事、民事、行政诉讼领域的黄金法则。其核心要义是：没有原告的起诉，法院不得主动启动审判程序；没有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法院不得审理和裁判其未主张的事项。

这一原则的价值根植于现代司法的两大支柱：

审判中立性：法院的角色是居中裁判者，而非主动的调查员或权利分配者。主动介入纠纷、审理当事人未提之事，相当于“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其中立地位荡然无存。

处分权自治：当事人有权自主决定是否通过诉讼维护权利、以及主张何种权利。这是私法自治在诉讼程序中的体现。法院若越俎代庖，实质上是公权力对私权领域的侵入。

因此，《民事诉讼法》将“原判决、裁定超出诉讼请求”明确列为应当再审的法定事由。司法能动性必须止步于当事人诉请划定的边界，这是程序正义不可逾越的底线。

2、争议的起源：《担保法解释》第42条的“误读”

引发上述争议的导火索，是已废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44号，下称《担保法解释》）第四十二条。该条规定：

“人民法院判决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赔偿责任的，应当在判决书主文中明确保证人享有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权利。判决书中未予明确追偿权的，保证人只能按照承担责任的事实，另行提起诉讼。”

部分法官将条文中的“应当”理解为强制性命令，认为只要判决保证人承担责任，就必须主动、无条件地一并明确其追偿权，否则即属错判。这种理解导致了实践中的混乱与偏差。

然而，这种解读是片面且错误的。它忽略了几个关键点：

逻辑矛盾：如果“应当”是强制性的，意味着法院必须主动判决追偿权，那么条文后半句“判决书中未予明确追偿权的……另行提起诉讼”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空间。

背离原则：它直接与“不告不理”原则冲突。追偿权是保证人基于其与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可能是委托、无因管理等）而享有的、独立于主债权的一项新权利。保证人是否行使、何时行使这项权利，完全属于其处分权范围。在保证人未作为原告主张该权利，甚至未在诉讼中提出相关请求的情况下，法院主动判决，无异于“无诉而判”。

现实风险：追偿权并非保证人的“天生权利”。保证人与债务人之间可能存在特殊约定（如免除追偿、约定为共同债务人），也可能存在其他基础法律关系。法院若未经审理保证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就武断地判决追偿权，可能错误地创设了一项本不存在的权利，或侵犯了债务人的抗辩权利，反而制造新的纠纷。

3、正本清源：最高法的本意与双重前提

那么，《担保法解释》第四十二条的真实意图是什么？通过体系解释和考察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威观点，其本意得以澄清：

该条款的立法初衷是倡导和便利，而非强制和越权。其目的是在符合特定条件时，鼓励将关联紧密的纠纷合并审理，以“减轻当事人讼累，节约司法资源”。但这有一个不可动摇的前提：必须严格遵守“不告不理”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在相关指导材料中明确指出，法院可以对追偿权与保证责任一并裁决，但需满足双重前提：

程序前提：债权人已将债务人和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一并起诉，使得债务人与保证人之间的追偿关系具备了在同一诉讼程序中审理的可能性。

请求前提： 保证人（通常是作为被告）在诉讼中明确提出了追偿权的请求。这可以是其答辩意见、反诉请求或经法庭释明后的明确主张。

只有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法院才对追偿权的基础法律关系（保证人与债务人的内部约定）进行了审理，保障了债务人的抗辩权，此时的“一并判决”才是合法、合理的。如果保证人自始至终未主张追偿权，法院绝不能主动添加。条文中的“应当”，更准确的理解应是在满足上述前提下的“可以”或“提倡”，其效力是倡导性的，而非强制裁判规范。

4、立法的演进：《民法典》时代的规则澄明

随着《民法典》的颁布及《担保法》的废止，相关规则变得更加清晰，彻底扫除了历史误读的空间。

《民法典》第七百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债务人追偿……”

其中“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这八个字，具有画龙点睛之效。它旗帜鲜明地宣告：追偿权的来源和范围，首先取决于保证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内部约定。这从根本上否定了“保证人当然享有追偿权”的陈旧观念，将当事人意思自治提升至核心地位。既然权利源于约定，法院在未经当事人主张并就此进行法庭调查的情况下，有何依据去主动判断和确认一项可能基于复杂约定的权利？

尤为重要的是，2021年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并未保留原《担保法解释》第四十二条的类似表述。这一立法上的“沉默”并非疏漏，而是明确的修正与摒弃。主流学界观点认为，这正是否定了法院可主动判决追偿权的旧有理解，重申了行使追偿权应以保证人提出请求为前提，否则应另行起诉的规则。王利明教授在其著作中即明确指出，一并裁判追偿权必须以共同诉讼和保证人提出请求为双重条件。

5、结论：坚守边界的司法智慧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担保法》时代还是《民法典》时代，对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保证人的追偿权问题，司法裁判必须恪守一条清晰的边界：

法院不得在保证人未提出明确主张的情况下，主动判决其享有向债务人的追偿权。

这是一条由“不告不理”原则浇筑的程序铁律。法官在庭审中可以对保证人进行释明，提示其有权主张追偿权，但最终是否主张、如何主张，决定权必须交还给当事人本人。司法实践中的正确做法是：若保证人在共同诉讼中提出追偿请求，法院经审理后可就保证责任和追偿权一并作出判决；若保证人未提出该请求，则判决书应仅限于审理债权人的诉请，保证人的追偿问题留待其日后另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