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当一座投资超3亿元、政府重点扶持的AAA级旅游景区，因地下采矿行为导致水源枯竭、地面塌陷、全面停摆，60余家商户濒临破产，责任该由谁来承担？贵州某景区的遭遇，将“矿旅开发冲突”这一复杂命题推至公众视野。从政府全程招商、民营资本全力投入，到国企采矿导致地质破坏、景区四年沟通无果，这起事件不仅关乎一家企业的生死存亡，更拷问着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民营投资与国企责任的平衡机制。当规划审批的“绿灯”与地下开采的“暗流”相遇，法律应当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1、规划的合规性与信息不对称的疑问

2013年，响应贵州全域旅游大开发的号召，民营资本投身某景区建设。政府先后批复两轮景区规划，从最初的2000亩拓展至11.83万亩，直接投入财政资金超千万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营业执照、环评报告、施工许可证、开业备案——景区负责人手中厚厚一沓文件，见证了其合规经营的底色。2015年景区正式营业后，年接待游客超百万人次，成为当地旅游名片。

然而，《矿产资源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建设项目在选址时应当进行压覆矿产资源查询，若涉及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必须履行审批程序。景区方通过自然资源部门查询发现，金某矿的采矿许可证坐标与景区规划红线高度重叠。这一重叠，引发了两个需要厘清的问题：如果景区规划范围内早有矿权，招商引资阶段是否应充分披露相关信息？如果矿权是在景区规划获批后设立或扩采，采矿审批的相关流程是否符合法定要求？

2、地质损害与因果关系的法律推定

2021年起，景区水资源开始莫名减少；2022年，道路出现不规则裂缝、部分区域沉降；2023年，多处栈道塌陷、山体滑坡频发，所有水景彻底干涸。景区停摆后，金某矿发来通知函，明确提及“景区地下压覆我矿2800万吨煤炭资源，且相关区域已进行开采作业”。

这份函件，成为认定因果关系的关键证据。根据《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在环境侵权领域，举证责任倒置是核心原则——受害人只需证明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污染者则需就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金某矿承认采矿作业的事实，结合景区地质损害的时间线、空间范围，已形成初步证据链条。

3、商户权益的独立保护与赔偿路径

60多家商户的遭遇，是这场冲突中最具痛感的部分。他们投入毕生积蓄，在景区内开设民宿、餐饮、纪念品商店，如今血本无归，面临债务危机。这些商户与景区之间多为租赁或合作关系，与采矿企业无直接合同联系，其权益如何保障？

从法律层面分析，商户的损失属于“纯经济损失”，在侵权法体系中往往难以获得赔偿。但本案的特殊性在于，商户的经营活动完全依赖景区的正常运行，景区停摆直接导致其收入归零。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若能证明采矿行为与景区停摆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进而导致商户损失，商户可作为独立受害人主张权利。同时，商户与景区之间的合同因景区无法履行而陷入僵局，景区可作为违约方向采矿企业追偿后，再对商户进行补偿。

4、四年协调未果与行政救济的反思

从2021年问题初显至今，景区方的沟通协调之路已走了四年：提交书面报告17份、发送函件23次、参与协调会议31场。各部门均有积极回应态度，但因涉及多方主体，问题的推进和解决需要时间。这种“积极回应但无实质进展”的状态，折射出跨部门协调的困境。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十三条明确规定，政府部门应当“及时处理企业诉求，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当景区因国企采矿而全面瘫痪，当60余家商户濒临破产，当动物园动物因资金断裂陷入生存危机，“及时处理”不应停留在会议纪要层面。行政协调的本质，是在尊重法律框架的前提下，推动各方达成解决方案。若协调无果，司法救济应是最后防线。

结语：景区的遭遇，是发展进程中“矿旅冲突”的缩影。一方面，矿产资源开发关乎国家能源安全和地方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旅游产业承载着民营资本的投入和数千就业岗位的期望。二者并非天然对立，但需要规划的科学性、审批的严谨性、执法的公正性作为平衡支点。

景区方的三点诉求——核实采矿合规性、协商赔偿方案、助力恢复运营，是对公平正义的基本期盼。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治的尊严在于救济。当3亿元投资面临血本无归，当60多家商户陷入生存绝境，当动物园的动物因水源枯竭而生命垂危，任何“久拖不决”都是对法治精神的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