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一份被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让一位远在上海的女性莫名背负了近200万元的债务，其名下银行存款、车辆、保险等财产被法院查封约20个月。而这场困局的始作俑者，竟是她的亲生父亲。私刻公章、假冒签名、法院未审慎审查、虚假担保被层层“合法化”——这起案件揭示了司法确认程序中存在的风险，也引发了一个深刻的追问：当担保意思表示明显不真实时，法律为何未能阻止“父债女还”的发生？

1、股权赠与后的意外之债

2014年，王某帆的父母因感情破裂离婚。应母亲要求，父亲王某亮将金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下称“金某公司”）全部股份无偿赠予王某帆。同年4月，王某帆成为金某公司唯一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王某亮仅保留监事职务，公司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此后，金某公司名下只有一个加油站项目在运作，但因未能拿下土地，项目失败，公司再无业务往来，最终于2021年5月被吊销营业执照。

然而，王某帆不知道的是，2015年9月，其父王某亮以自己名下的宏某石化有限公司（下称“宏某公司”）向他人借款195万元。在借款协议中，王某亮通过私刻公章、假冒签名，将金某公司列为担保人。王某帆对此毫不知情。

2、虚假担保如何被“合法化”

因债务到期未能偿还，债权人于2016年8月与宏某公司签订了《借款担保补充协议》，此时金某公司未被列入担保人。但同年10月，债权人到法院就民间借贷纠纷提起诉讼。10月24日，司法局人民调解工作室调解，各方达成调解协议，金某公司作为担保方被列入协议，注明法定代表人为王某帆，但协议上并未加盖金某公司公章，也未由王某亮冒名签字。

四天后，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确认该调解协议有效。令人费解的是，在确认调解裁定中，金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成了王某亮，而非王某帆。王某帆表示，她从未收到这份裁定，完全不知情。一个本不应存在的担保责任，就这样通过调解和司法确认程序，被一步步“合法化”了。

3、七年后的诉讼与败诉

直至2023年7月，债权人将王某帆及金某公司告上法庭，要求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王某帆才得知调解协议及司法确认裁定的存在。她感到极度荒唐：公司股权变更后，新营业执照、公章和网银都在自己手里，何曾做过借款担保？

然而，一审、二审、再审，接连败诉。二审法院在判决中并未审查公章、签名的真伪，而是以借款协议盖有金某公司印章、均有签名，以及后续法律文书中均记载王某亮为金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等为由，认定金某公司应承担担保责任。再审法院同样未对担保有效性进行实质审查，直接引用“原审查明”的“金某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人为王某亮”作为裁判依据。

4、财产被查封，维权屡屡受阻

2024年5月，法院向王某帆送达执行通知书，查封其名下银行存款17.63万元、轿车两辆和现金价值约96.48万元的保险，合计近200万元。她提出执行异议，先后被驳回；向法院提出确认调解裁定异议，同样被驳回。驳回理由为：王某亮系金某公司实际经营管理人，其以公司名义对外签署的协议系有权代表，对金某公司有效。

王某帆还向公安机关报案，举报父亲私刻公章及债权人虚假诉讼，均被认定不满足立案条件；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被答复不予受理；向司法局反映，对方答复称王某亮在调解时提交了记载法定代表人为王某亮的营业执照等材料，代表公司参与调解并签署协议，程序合法。

5、律师观点：担保无效，调解程序违法

针对本案，专业律师指出，担保需基于担保人真实意思表示。王某亮未获授权、私刻公章、假冒签名的行为，使担保缺乏基本法律效力。在基础债务担保无效的情况下，要求王某帆承担连带责任，有违法律公平原则。债权人明知王某帆是法定代表人，却在签订补充协议时未再要求金某公司担保，不符合表见代理中“善意无过失”的构成要件。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调解程序的违法性。《人民调解法》明确规定调解协议需各方当事人签章，金某公司未参与调解也未签章，该协议对其无效。司法确认程序中，法院未向利害关系人王某帆送达文书，涉嫌程序违法。

结语：一场因父女关系而起的虚假担保，在私刻公章、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法院判决的多重作用下，演变成“父债女还”的法律困局。王某帆近200万元财产被查封，至今仍在依法维权。本案警示：司法确认程序并非简单的“盖章确认”，法院应当对调解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实质审查，特别是涉及案外人利益时，更应审慎核实。当担保意思表示明显不真实时，法律应当成为阻却“被负债”的防线，而非虚假担保“合法化”的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