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当一纸行政命令撕毁十年合约，企业该如何绝地求生？2013年，北京某停车管理公司满怀信心签下区级路侧停车特许经营协议，却在第四年遭遇政策突变——市级一纸改革文件宣布取消特许经营模式。区市政市容委随即发出解约通知，要求企业限期撤场。这场“行政优益权”与“企业信赖利益”的碰撞，揭开了特许经营领域最尖锐的法治命题：公权力能否任意撕毁合约？企业损失又该由谁埋单？

1、解约风暴：一纸文件摧毁十年合约

政策变局的三重冲击波：

协议根基（2013年）：区市政市容委与停车公司签订十年期《委托管理协议》，授权其管理3200余个路侧车位，构建了完整的权责框架。

改革突袭（2017年）：

市级连发两道“金牌”：《路侧停车管理改革方案》：取消特许经营，推行“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收费系统三年计划》：要求各区2019年前完成改革，实施收支两条线管理。

解约重击（2017年8月）：区市政市容委发出冰冷通知：“协议无法履行，即日解除！31日前完成腾退。”十年经营蓝图瞬间化为泡影。

2、法庭激辩：解约是否正当？补偿为何缺失？

此案企业执着于挑战政策合法性及解约效力，却忽视了更本质的诉求——损失补偿。直至案件入选“最高法2022年典型案例”，司法风向才迎来关键转折。

3、最高法定音：行政优益权的“双刃剑”本质

最高法透过该案，厘清了行政协议中最为敏感的权责边界：

优益权≠任性权：“行政机关单方解约权（行政优益权）兼具权力与责任双重属性。解除协议是为公益，但必须同步履行补偿义务，这是行政协议与民事合同的本质区别。”

法律依据：《行政许可法》第8条、《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31条。

“最小损害”原则：

“即使为公共利益需要变更协议，也应遵循三级递进原则：维持履行 → 变更条款 → 最后解除。本案因管理模式颠覆性改革，变更已无法实现政策目标，故解约具有必要性。”

补偿是法定对价：“因合法行政优益权致企业受损的，行政机关必须补偿，这与违法赔偿存在本质区别。

4、破局之道：企业补偿维权“三阶梯”策略

基于最高法指引，企业需转换维权战场——从“阻止解约”转向“全力索偿”：

第一阶梯：夯实补偿证据链

权属凭证：特许经营协议、政府批复文件；

实际投入：设备采购票据、系统开发合同、人员工资表；

预期收益：历史营收报表、同路段可比数据；

过渡成本：员工遣散协议、客户违约赔偿。

第二阶梯：锁定补偿责任主体

执行者担责：作出解约决定的区级行政机关（本案：区市政市容委）；

警惕误区：上级发布政策≠直接责任主体（市级部门通常不连带担责）。

第三阶梯：启动补偿协商与诉讼

正式发函：依据《行政许可法》第8条提出书面补偿申请；

参与评估：要求行政机关委托第三方审计损失；

提起履行之诉：若遭拒赔或拖延，诉请法院判令行政机关作出补偿决定。

5、警世启示：行政协议中的“生存法则”

签约预判：在特许经营协议中增设“政策变更补偿条款”，明确补偿标准与计算方式。

动态跟踪：建立政策监测机制，对可能影响经营的法规变动提前预警。

理性维权：遭遇行政优益权解约时，避免正面挑战政策合法性，直击补偿诉求核心。

专业护航：委托精通行政协议纠纷的律师团队，制定“补偿优先、多维举证”的诉讼策略。

行政优益权是悬挂在特许经营企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法律的平衡术从未允许公权力肆意收割市场信心。当北京停车公司的补偿之路被最高法点亮，其意义远超个案输赢——它划清了公益与私权的楚河汉界：政府有权为公共利益调整方向，但必须为企业的“信赖牺牲”支付公平对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