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一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原告的诉讼请求是“确认合同无效”，法院却在认定合同有效的基础上，直接判令“解除合同”。原告没意见，被告却炸了锅：法院怎么能替原告改诉求？官司打到最高法，最终怎么判？

沈阳世茂公司与北京城建公司签订了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北京城建公司承建沈阳世茂五里河商业广场T3-T5及S3楼工程。合同签订后，北京城建公司进场施工，完成了部分工程量。2014年9月，工程停工。

2017年4月，沈阳世茂公司向北京城建公司发出解除合同函，称北京城建公司多次逾期完工，决定解除合同。北京城建公司回函表示不同意。

2018年，沈阳世茂公司向辽宁高院起诉，诉讼请求只有一项：确认施工合同及全部补充协议、附件无效，并要求北京城建公司撤场、移交施工资料。

1、一审判决：合同有效，但判令解除

辽宁高院经审理认为：

第一，案涉合同有效。虽然工程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这是发包人沈阳世茂公司自己未履行的义务，不能以此为由主张合同无效。

第二，虽然沈阳世茂公司起诉时只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但在庭审结束后，该公司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表示如果法院认定合同无效依据不充分，可以判决解除合同。

第三，双方矛盾较大，已不可能继续合作，为防止损失扩大，应予解除合同。

于是，辽宁高院判决：解除合同，北京城建公司撤场、移交施工资料。

北京城建公司不服，向最高法提起上诉。

2、北京城建公司的上诉理由

北京城建公司的主要观点是：

第一，沈阳世茂公司的诉讼请求是确认合同无效，从未变更过。一审判决在认定合同有效的同时判令解除，属于判非所请，严重违反程序。

第二，即使不考虑程序问题，本案也不符合解除合同的条件。沈阳世茂公司发函表示不履行合同，应由北京城建公司决定是否解除。在北京城建公司未主张解除的情况下，法院不能主动判令解除。

第三，双方有矛盾不等于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北京城建公司有能力也有意愿继续施工。

3、最高法：一审判决超出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

最高法经审理，作出了与一审截然不同的认定。

第一，关于诉讼请求变更问题。

沈阳世茂公司在庭审结束后才提交《情况说明》，且该说明并无明确变更诉讼请求的内容。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诉讼请求的变更应于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因此，应当认定沈阳世茂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未变更，仍然是“确认合同无效”。

一审判决在认定合同有效的基础上判令解除，超出了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范围，剥夺了北京城建公司就该问题辩论的权利。

第二，关于合同解除问题。

即使不考虑诉讼请求变更，案涉合同也不具备解除条件。

沈阳世茂公司主张的《FIDIC施工合同条件》第15.2项，是针对承包人违法分包等情形的约定，沈阳世茂公司未能证明北京城建公司存在此类情形。

第15.5项虽约定“雇主有权随时终止合同”，但该约定不符合公平原则，不能作为解除依据。

沈阳世茂公司发送解除合同函，属于明确表示不履行主要债务的行为，此时应由对方当事人（北京城建公司）决定是否解除。在北京城建公司未主张解除的情况下，法院不能主动适用原《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判令解除。

双方存在矛盾不意味着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案涉合同不存在法律上或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情形。

第三，最终判决。

最高法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沈阳世茂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4、裁判要旨：诉请确认无效，不能判令解除

本案的裁判规则，可以概括为两点：

第一，法院不能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范围作出判决。

原告的诉讼请求是确认合同无效，法院在认定合同有效的基础上判令解除合同，属于“判非所请”，严重违反程序，剥夺了当事人就该问题辩论的权利。

第二，违约方发送解除函，应由守约方决定是否解除。

违约方向守约方发送解除合同函，属于明确表示不履行主要债务的行为，此时应由守约方决定是否解除合同。在守约方未主张解除的情形下，法院不能主动适用法定解除条款判令解除。

5、本案启示：诉讼请求的“边界”与“变更”

这起案件给所有诉讼参与人带来三点重要启示：

第一，诉讼请求是法院审判的边界。法院不能替当事人变更诉求，也不能在当事人没请求的事项上作出判决。这是民事诉讼最基本的程序原则。

第二，变更诉讼请求要守时。根据法律规定，变更诉讼请求应于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庭审结束后再提，法院可以不采信。

第三，“确认无效”和“解除合同”是两码事。前者主张合同自始无效，后者承认合同有效但提前终止。两者法律后果完全不同，不能混淆。

沈阳世茂公司本想通过“确认无效”让合同归于消灭，结果法院给了个“解除合同”。程序上跑偏了，实体上也输了。

这个案子提醒所有诉讼参与者：诉什么，判什么；没诉的，不能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