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合同纠纷案件中，当一方违约，守约方决定提起诉讼时，面临的首要问题往往是：诉讼请求该如何确定？是直接要求对方履行合同义务、支付款项，还是先主张解除合同，再要求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这个看似简单的选择，实则暗藏风险——选对了，诉求可能顺利得到支持；选错了，即使案件事实清楚、道理在自己一方，也可能因诉讼请求设计不当而陷入被动。

实践中，有原告未主张解除合同，法院却以“合同尚未解除、双方仍可继续履行”为由驳回其付款请求；也有原告同样未主张解除合同，法院却支持了其直接要钱的诉求。同样的策略，截然不同的结果。那么，究竟该不该主张解除合同？

两个案例的启示：相同策略为何结果迥异？

在某设计服务合同纠纷中，原告依约完成施工图设计，合同约定的付款节点已经届至，但被告因项目搁浅迟迟未付款。原告起诉时，认为自己的目的只是要回欠款，合同是否解除无关紧要，便直接诉请被告支付款项。然而，法院却以“双方未解除合同，合同仍可继续履行”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这一判决的逻辑是：既然合同依然有效，双方应当继续履行，被告未付款的行为属于违约，但原告的救济途径应当是要求继续履行，而非在未主张解除的情况下直接寻求司法介入。尽管这一判决存在争议——即便合同继续履行，被告也应依约付款——但它真实地反映了部分法院的裁判思路。

在另一起快递网点转让合同纠纷中，原告向被告支付押金，约定如原告违约不过户，押金转为转让款归被告所有。后原告未办理过户，反而将网点转卖他人，最终起诉要求返还押金。原告同样未主张解除合同，而是直接诉请返还款项。这一次，法院却支持了原告。按照合同约定，若合同继续履行，原告负有过户义务，其未履行该义务，押金应归被告所有，原告本无权要回。但法院的判决表明，在未主张解除的情况下，原告反而获得了胜诉。

两个案例，同样未主张解除合同，一个败诉、一个胜诉。这充分说明，是否主张解除合同并非一个可以机械套用的公式，而需要结合具体案情、合同约定及法庭可能的裁判倾向综合判断。

何时应当主张解除合同？

从诉讼策略的角度，主张解除合同通常适用于以下情形：

第一，原告希望彻底终止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终结继续履行的可能性。如果原告因对方违约已不愿再与对方有任何交易往来，或者继续履行已无实际意义，那么解除合同就是必要的选择。例如，一方根本违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守约方无意再维持合同关系，此时应当主张解除合同，并同时请求返还财产、赔偿损失。

第二，继续履行已不可能或不现实。例如，合同标的物已灭失、一方丧失履约能力、市场环境发生根本变化等。在此类情形下，不解除合同而直接要求对方履行，可能面临履行不能的困境，法院也难以支持继续履行的请求。

第三，合同约定的违约救济方式与解除相关。有些合同明确约定，一方违约达到一定程度时，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违约责任。此时，解除合同是行使约定权利的前提。

何时可以直接起诉要求付款？

对于以获取款项为主要目的的诉讼，直接起诉要求付款往往是更简洁、风险更低的路径，但需满足以下条件：

第一，合同约定的付款节点已经明确届至。如果合同约定某项工作完成后支付相应款项，而原告已完成该项工作，那么直接要求付款的依据是充分的。此时，合同是否解除并非付款义务成立的前提。

第二，合同仍在履行中，且继续履行不影响原告的收款权利。如上文第一个案例，原告已完成施工图设计，付款条件已成就，被告付款义务已独立产生，不依赖于合同是否解除。法院以“合同未解除”为由驳回付款请求，实际上混淆了“履行合同”与“履行付款义务”的关系。

第三，不解除合同不会给原告带来额外的义务或风险。如果合同继续履行意味着原告仍需承担后续义务，而这些义务可能成为被告抗辩的理由，那么直接起诉而不解除合同就存在隐患。

庭审中的灵活应对至关重要：无论起诉时是否主张解除合同，庭审中的应变同样关键。原告应当密切关注法庭对合同履行状态的询问：如果法官反复追问“合同是否还能继续履行”“双方是否愿意继续履行”，这可能是其对合同存续状态有疑虑的信号。此时，原告需要根据庭审走向及时调整策略——或补充说明合同虽未解除但已无法继续履行，或在必要时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增加解除合同的诉求。

结语：合同纠纷中是否主张解除合同，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它取决于合同的具体约定、违约的严重程度、原告的诉讼目的，以及法院可能的裁判倾向。直接起诉要求付款，在付款条件已成就的情况下本应是稳妥之选，但部分法院的裁判思路提醒我们，仍须警惕“合同未解除”成为驳回诉求的理由。

主张解除合同，固然程序更完整、逻辑更严密，但也需承担举证责任更重、诉讼周期更长的风险。最终的选择，应当建立在对案件事实、合同文本和司法实践的全面把握之上。而在庭审中保持灵活应变，根据法官的倾向及时调整策略，则是确保诉讼目标实现的关键。